學(xué)識淵博？真實的?慈禧?太后文化素養(yǎng)并不太高

史記載：慈禧學(xué)識淵博

縱觀近人筆記野史或今人的著述論文，多將慈禧太后描繪成學(xué)識淵博、多才多藝的才女，不但深嘆其政治手段之高超，而且會被其淵博的學(xué)識以及在詩詞歌賦、書法繪畫方面的精湛造詣所折服。

學(xué)識淵博。曾侍從慈禧太后的德齡說，慈禧對中國古代歷史和比較有名的稗史或傳奇，可說的確是有幾分研究，為尋常人所不及。曾為慈禧太后畫像的美國女畫家卡爾說她不但能作詩詞，且出筆清新，非同凡響，頗得“大宗氣派”;還能以文言寫文章，“振筆疾書，洋洋千言不窮，斯真稀有之才……彼于古名家之詩文詞，能滔滔背誦，如數(shù)家珍。”慈禧太后內(nèi)侄曾孫葉赫那拉·根正也說，她對文史、繪畫都非常喜歡，據(jù)說6歲時就能流利地背誦《三字經(jīng)》等文，“包括唐詩宋詞，都能用滿漢雙文背誦。”“除了政治才能外，慈禧還具有非凡的文學(xué)和繪畫才能。”

工于古體詩詞。徐珂在《清稗類鈔》中，明確記述慈禧太后“工試帖詩”，從其所載的兩首試帖詩來看，不僅文字對仗工整，而且很有意境。

慈禧親書真跡反差大

然而，我們看到的一些慈禧太后親書真跡，與上述書法、繪畫卻有極大反差。

咸豐十一年(1861)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訢聯(lián)合發(fā)動辛酉政變前，她親自起草將肅順等人解任的密諭。

從這封密諭，我們不難看出慈禧太后的文化素養(yǎng)其實不高。第一，字跡歪歪扭扭，看不出有任何書法功底，與世間所傳慈禧太后御筆書法大字比，更有天壤之別。第二，她的文字和文化基礎(chǔ)并不好。密諭共237個字，其中有錯別字12個，達16處之多，而且語句多不通順。如“進成(城)后，在(再)傳旨著恭親王總理贊襄正(政)務(wù)，是(當(dāng))否，求兄弟著議”，23個字中有4個明顯的錯別字。第三，她本人亦知自己文化水平有限，故在密諭中有“求七兄弟(指奕譞)改寫”之語。

4年后，同治四年(1865)三月底，慈禧太后的學(xué)養(yǎng)與書法也無多少提高。與1861年的密諭比較后，我們發(fā)現(xiàn)，這一罷革奕訢上諭的字跡，同樣寫得歪歪扭扭，書寫水平未見提高。上諭不過226個字，有錯別字13個。在前一密諭中，她屢次將“權(quán)理朝政”錯寫為“權(quán)理朝正”、將“再行歸政”錯寫為“再行歸正”。她也知道自己寫得很差，所以“先作詔以待”，后發(fā)交文淵閣大學(xué)士倭仁、體仁閣大學(xué)士周祖培等人，并說：“詔旨中多有別字及詞句不通者，汝等為潤飾之！”

世間流傳多為代筆之作

筆者認為，世間流傳的所謂慈禧太后書畫真跡，至多為雖鈐有“慈禧皇太后御筆之寶”，實際由他人捉刀代筆的偽作。有些甚至可能是這些偽作的現(xiàn)代仿制贗品，理由有五。

第一，從書法與繪畫的技能、技巧上分析。在中國，書法、繪畫都需要基本的技能技巧，故有“書畫同源”之說。既然慈禧太后的文字書法未達精諳之妙，其繪畫不大可能有精湛造詣。第二，從慈禧太后書畫的數(shù)量上分析。《清稗類鈔》稱她“喜作大字，用丈余庫臘箋，書‘龍’‘虎’‘松’‘鶴’等字，歲多至數(shù)百幅”。這么大數(shù)量的書法作品，已屆老年且身體并不強健的慈禧太后恐怕難以獨自完成。第三，從慈禧太后的身高體形以及撰書繪畫所需付出的體力體能上分析。卡爾說她1903年“見太后方持其如椽之筆，瀕濡其毫端于一大硯臺中。既見墨色已濃淡得中，遂振筆疾書，一揮而就。全字長可四英尺，作‘福’‘壽’等字樣，筆力絕勁，不作一毫巾幗氣”。但從清宮保留下來的老照片來看，慈禧太后并不算高，1.60米左右。

一位身材不高、年已68歲老人的體能，怎能支持她揮動如椽大筆，振筆疾書橫寬“四英尺”的大字？第四，從慈禧太后繪畫的形式及風(fēng)格上分析。徐珂記載她并不擅長用筆端正、力求形似的工筆畫，其繪畫風(fēng)格為寫意。然而，目前我們看到鈐有“慈禧皇太后御筆之寶”的各種畫作，卻恰是用筆工整謹嚴、細膩逼真、線條流暢的工筆畫，而不是縱筆揮灑、墨彩飛揚的寫意畫。兩者之間存在明顯的繪畫風(fēng)格差異。第五，早已有人指出慈禧太后的書畫有捉刀代筆者。徐珂指出，她于“萬幾之暇，輒畫扇及立幅以賜大臣。患不能給，乃覓代筆二人。一為歸安姚彥侍方伯之嫂，一為云南繆中書嘉玉之妹(即繆嘉蕙)”。繆嘉蕙多次指出，慈禧太后曾親選18名最優(yōu)秀的畫家，“他們惟一的職責(zé)就是為慈禧作畫。這些畫師被分為三組，每組每月為她作畫十天。”太后“在這些畫上蓋上自己的名章，再請翰林院的翰林們附上幾句相關(guān)的詩，每當(dāng)宮里舉行宴會時，她就把這些畫贈送與人，好像這些畫都是她自己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