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康熙三大暴行 仁君形象遭質疑
康熙是中國歷史上在皇帝這個職位上時間最長的君主。康熙執政時期開創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在世人的眼中可謂是完美的君主。然而在封建制度下這樣的專制獨裁難免會施加暴行，但跟絕大多數皇帝一樣，康熙的執政也不是完美的，甚至還對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今天，我們要盤點的就是康熙在位時的三大暴行——
暴行之一：平三藩屠殺平民
平三藩屠殺平民且不提與康熙尚無關系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只說康熙在平定三藩時，清軍對平民的屠殺，從許多記載來看也是相當驚人。這里不必長篇大論，就引兩則相關史料也可見一斑。
《清史稿.王騭傳》里記載的王騭在康熙的上疏中說“四川禍變相踵，荒煙百里，臣當年運糧行間，滿目創痍。自蕩平后，修養生息，然計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縣之眾”
這份上疏是什么時候寫的？所謂當年運糧行間是什么，蕩平是指什么時候的蕩平？這些問題我們繼續查一下《清史稿》的原文就知道了。“王騭，字辰岳，山東福山人，……康熙五年，典試廣東。歷刑部郎中。十九年，出為四川松威道。時征云南，騭督運軍糧，覆舟墜馬，屢經險阻，師賴以濟。”
“時以太和殿工，命采蜀中柟木。騭入覲，疏言：四川禍變相踵……”
可見這份上疏就是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亂以后，所謂“當年運糧行間”，就是指康熙十九年“出為四川松威道。時征云南，騭督運軍糧”，那么這個所謂的蕩平自然就是指康熙時期清軍鎮壓吳三桂反抗，蕩平四川云南了。
蕩平之后，“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縣之眾”，這個時期四川人口的損失，平民的死亡顯然和清軍是脫不了干系的。
其實不僅是四川，其他相關地區也遭受類似的厄運，比如江西百姓遭受屠戮的數量就不少，康熙十八年，瀏陽縣知縣曹鼎新說“自甲寅吳逆倡亂，……以至王師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難分，老幼死于鋒鏑，婦子悉為俘囚，白骨遍野，民無噍類”。
這里說的就更明確了“王師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難分”，聯系到清軍一向有屠殺平民的傳統，再加上清朝方面的官員也不會故意抹黑清朝自己，所以這類記載的真實性是沒有疑問的。無論以什么理由作為借口，如果一個皇帝手下的軍隊有大肆屠殺平民的行徑，那么這樣的皇帝再將其稱為仁愛，那也是很不妥當了吧
暴行之二：遷海殘民十余年
遷海殘民十余年首先值得一提的沿海遷界在康熙時期的強化，沿海遷界造成的慘重后果前面已經部分敘述。
沿海遷界可以看《南明史》中的相關記載。究竟什么是沿海遷界呢？簡單來說，它就是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里，讓中國從世界上海岸線最長的國家之一變成了一個內陸國家。
具體點，滿清政府劃定一個瀕海范圍(從瀕海三十里左右，到瀕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設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墻，強制處在這個范圍內的沿海居民遷移，有敢不遷移的，殺無赦，有敢越界的，也殺無赦。總之，讓距離海邊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個中國沿海地區，成為一個無人區。
在這期間，如果清廷統治者覺得遷海的距離太近，還會繼續下令，遷的更遠一點，他們對海洋的恐懼已經到了病態的程度。按照《南明史》的記載：
“廣東遷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爾坤、介山二大臣巡視海疆，“令濱海民悉徙內地五十里，以絕接濟臺灣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盡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華大人來巡邊界，再遷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初立界猶以為近也，再遠之，又再遠之，凡三遷而界始定”。
當時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負子載道路，處其居室，放火焚燒，片石不留。民死過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內地者，俱無儋石之糧，餓殍已在目前。……”
也就是遷的時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過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夠到內地，離餓死也不遠了。
遷的同時，就是燒。“稍后，軍騎馳射，火箭焚其廬室，民皇皇鳥獸散，火累月不熄。而水軍之戰艦數千艘亦同時焚，曰：‘無資寇用。’”
不僅燒房子，殺人民，就連樹木青草也不放過“當播遷之后，大起民夫，以將官統之出界，毀屋撤墻，民有壓死者。至是一望荒蕪矣。又下砍樹之令，致多年輪囷豫章、數千株成林果樹、無數合抱松柏蕩然以盡。……三月間，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至于為什么要砍樹，要對果樹松柏都斬盡殺絕，大約意思也是為了防止海上的反清復明力量利用吧。
屈大均《廣東新語》說廣東省的情況，“東起大虎門，西迄防城，地方三千余里，以為大界。民有闌出咫尺者執而誅戮。而民之以誤出墻外死者又不知幾何萬矣。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于此”。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中說“上自遼東，下至廣東，皆遷徙，筑短墻，立界碑，撥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業流離死亡者以億萬計”。
暴行之三：文字獄屠戮學者
文字獄屠戮學者再來說康熙時期的文字獄，客觀的說，康熙制造的文字獄和其他兩個清朝皇帝雍正乾隆相比并不算多，但也并非沒有，而且有些案件的性質也還是很惡劣的。
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發生的朱方旦案，值得一提。
民國時期的史學大家孟森專門寫過一篇《朱方旦案》的文章，其中說
“士大夫談清代軼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首尾不詳，但以妖人目之，若王好賢、徐鴻儒之類。此緣專制時代官文書所束縛，又政教不分，學問中禁閼自由思想，動輒以大逆不道戮人。一經遭戮，傳者遂加甚其詞，印定耳目，無能言其真相者矣。
清末如四川井研之廖平，經學臣吳郁生奏參，幾罹于法，尚是專制束縛之余習。跡朱方旦之所犯，并無罪名。當時侍講王鴻緒所參三大罪：一則談傳教信仰，具出世法，略去帝王臣庶之階級也;二則信徒之多也;三則發明記憶在腦不在心，以為立說新異也。由今觀之，前二者皆宗教家面目，而其后一端，所謂新發明之腦力作用，尤為生理之定義，學界之雅言，略以為大罪，則今日之書籍皆當焚禁，學校皆當封毀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