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看重的一位南宋大臣 賈似道是忠是奸？

《宋史》列賈似道于《奸臣傳》，其內容不少來自野史小說，且出于反對者之口，遇事不問是非，均加貶抑。如鄂州之戰(zhàn)，云似道私約稱臣輸幣，又虛誑報捷，最是壞事。然考《元史·世祖紀》，僅云約和，并無稱臣輸幣之語。況且《元史》里也記載了在鄂州之戰(zhàn)后期，忽必烈曾當著眾人的面夸獎身為南宋守將的賈似道：“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shù)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由此可見賈似道之才干。

如果說對秦檜前期的表現(xiàn)，史學界尚有人加以些許肯定，那么對南宋后期身任理、度、恭三朝丞相的賈似道，就只有全盤否定。誠然，賈似道入朝以后的獨攬朝政，排斥異己，結黨營私，奢侈腐化等一系列罪行，對加速南宋滅亡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言其權相或奸臣都不為過，但是如果我們能全面地、實事求是地對他進行評價，賈似道仍不失為是一個有功有過、過大于功的歷史人物。這里且不言他前期在守衛(wèi)兩淮和京湖地區(qū)時，在防御、筑城、營田和興修學校等方面的才干和貢獻，單從后期被人指責為造成南宋滅亡的兩件“罪狀”———他在鄂州之戰(zhàn)中的表現(xiàn)和推行公田法來看，此人也有值得肯定之處。

先言賈似道在鄂州之戰(zhàn)中的表現(xiàn)。發(fā)生于南宋理宗開慶二年(1259年)秋冬間的宋蒙鄂州之戰(zhàn)，是關系到南宋生死存亡的一場重要戰(zhàn)役，指揮入侵蒙古軍的最高統(tǒng)帥是蒙可汗之弟、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的忽必烈，直接領導鄂州保衛(wèi)戰(zhàn)的是南宋樞密使兼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賈似道。蒙軍包圍鄂州(今湖北武昌)之后，宋蒙兩軍展開了長達三個月之久的激烈戰(zhàn)斗，雙方“死亡枕籍”。

但由于多種原因，蒙軍被迫于當年閏十一月上旬撤圍北返，南宋取得了鄂州保衛(wèi)戰(zhàn)的勝利。可是后人不僅不承認賈似道在鄂州之戰(zhàn)中的功績，反而認為正是他在這次戰(zhàn)爭中與蒙古簽訂了“城下之盟”，后來又隱瞞真相，才招致蒙古的南侵和南宋的滅亡，是有罪無功。事實上，賈似道在鄂州保衛(wèi)戰(zhàn)中的表現(xiàn)，深得當時人的贊賞，如詩人劉克莊云：蒙古軍大舉南侵之際，“朝野失邑，凜凜有被發(fā)之憂”，賈似道“投袂而起，倍道疾馳，身先將士，蒙犯矢石”。“以袞衣黃鉞之貴，俯同士卒甘苦臥起者數(shù)月。汔能全累卵之孤城，掃如山之鐵騎，不世之功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二《與賈丞相》)

著名學者王柏賦詩云：“義概包宇宙，智略吞群英。五行互相制，自昔誰去兵？代馬飲江水，舄赤司專征。”“肅肅荊楚凈，湯湯江漢清。東西亙萬里，齊民競春耕。歸來輔皇極，一稔舒群情。”(《魯齋集》卷一《壽秋壑》)甚至忽必烈也不得不承認賈似道在軍事上的才干，發(fā)出“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元史》卷一二六《廉希憲傳》)的慨嘆。雖然賈似道在鄂州與蒙古確實有過議和活動，但雙方并未簽訂具有實質性的和約，更無“割江”、“稱臣”的承諾。

至于他后來扣留郝經(jīng)，企圖掩蓋求和真相，從而為蒙古的大規(guī)模南侵找到借口，當然是一個錯誤。但是，應該實事求是地說，蒙古早已發(fā)動了對南宋的侵略，并處心積慮地想滅亡它，有無借口實在并不重要，對此明人張以寧也說：“如罪其羈信使之類，皆欲加之罪之辭也。”(《翠屏集》卷二《舟中睹物憶亡兒煊詩》后語。)因而將議和這一權宜之計，說成是賈似道對蒙古的投降行為，并進而認為這是后來招致蒙古南侵、南宋滅亡的原因，都有失允當。

再言公田法的問題。南宋末年，官僚、地主階級對賈似道推行公田法攻擊得最為猛烈，如官員高斯得說：公田法是“白奪民田，流毒數(shù)郡，告、牒棄物，不售一錢。遂使大家破碎，小民無依，米價大翔，饑死相望。”(《恥堂存稿》卷一《彗星應詔封事》)后人根據(jù)這些人留下來的記載，也對公田法加以全盤否定，并進而將它作為賈似道又一大罪狀。

可是我們只要從公田法推行的歷史背景、目的和效果來看，就可以知道這絕非賈似道的罪狀，而是他的一個政績。南宋末年，戰(zhàn)爭頻繁，對軍糧的需要量很大。但是由于楮幣貶值，物價飛漲，國家無力籌集糧餉，造成了軍糧的匱乏。為此，賈似道提出推行公田法，企圖解決軍糧問題，同時減少楮幣的發(fā)行，平易物價，以挽救統(tǒng)治危機。

在土地兼并十分激烈和國家財政極端困難的狀況下，公田法的推行在當時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歷史淵源，本意不能說不好，賈似道也帶頭獻出浙西良田一萬畝作為公田。公田法推行以后，在解決軍糧短缺、減少楮幣發(fā)行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由于吏治腐敗，特別是這項措施極大地損害了江南官僚、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他們的瘋狂反對和破壞，使公田法在執(zhí)行過程產生了許多弊病，一般百姓也深受其害。但應該公允地說，公田法在推行過程中所出現(xiàn)的弊病是被某些人有意夸大了的，即使有也不是賈似道一人之故。

今人否定公田法，不僅受到傳統(tǒng)史學的影響，還與認為凡是反面人物所推行的政策和措施都不利于人民、不值得肯定這一思想模式有關，由此也影響到了對賈似道的正確評價。

要之，人的一生十分復雜，不可能一輩子做好事而不做一件壞事;也不可能一輩子做壞事而沒有做過或大或小的好事，《四庫》館臣有言：“然一代之臣，多賢奸并進，無人人皆忠之理，亦無人人皆佞之理;即一人之身，多得失互陳，無言言皆是之事，亦無言言皆非之事。”(《四庫總目提要》卷五五《欽定明臣奏議》)

在科學地評價歷史人物的過程中，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能受個人好惡和感情的支配，不能人云亦云毫無分析，不能借古人來影射時政，也不要為了迎合某種政治需要而肆意褒貶。過去曾經(jīng)流行過這樣一個口號：“晚節(jié)不忠，不足為訓。”如果用在要求人們保持晚節(jié)上當有一定道理，而用在評價歷史人物上，認為只要是反面人物，其優(yōu)點和功績都得一筆抹煞，顯然是不妥當?shù)摹Ｓ腥藢⑷嬖u價歷史人物，對某些反面人物的言行或事跡予以一定的記載和肯定，斥之為“給歷史罪人翻案”。這種說法，恐怕有違以實事求是為核心的唯物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