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公為何會成為中華民族惟一的道德實踐神？

文化是一個國家、民族的精神旗幟。從根本上說，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文化的復興與文明的崛起。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考察時強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的發展繁榮為條件。

關公文化是浩浩湯湯、橫無際涯的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一顆耀眼的明星。中國煌煌大觀的二十五史及種類繁多的野史稗乘中，帝王將相、英雄豪杰數不勝數，但“三教并尊”，圣、神、人合一，且身后廟祀遍布九州的歷史人物只有關羽，正所謂“漢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釋稱佛，儒稱圣，道稱天尊。”

《三國演義》中有詩嘆曰：“漢末才無敵，云長獨出群：神威能奮武，儒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鏡，《春秋》義薄云。昭然垂萬古，不止冠三分。”

又有詩曰：“人杰惟追古解良，士民爭拜漢云長。桃園一日兄和弟，俎豆千秋帝與王。氣挾風雷無匹敵，志垂日月有光芒。至今廟貌盈天下，古木寒鴉幾夕陽。”

關羽本來只是三國時期蜀漢武將，卻由將而候而王而帝而圣，將一生身體力行的忠義仁勇誠信精神傳揚天下，流芳萬世。并以武圣之尊與文圣孔子齊名，成為中華民族的道德楷模，數千年來倍受海內外華人推崇敬仰。原因便是關公的人格品質，道德實踐及堅守，是中華民族心儀向往和追求的典范，是官方、民間，儒、道、釋所共同推崇的價值理念。

中國傳統道德精神以“修志意、正身行”為修身原則。關公怎樣修身，文獻不祥，但也隱略可見。《三國志·蜀書·關羽傳》注：“江表傳曰：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春秋》是儒家五經之首，司馬遷對《春秋》推崇備至：“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關羽自幼喜讀《春秋》，且能諳熟上口，自然深受儒家正統道德思想的熏陶，以忠事主、以義友朋、以禮立身、以勇建功的觀念，支配并貫穿于他卓然于世的生平實踐。

關羽青年為民除害，遠遁江湖，在涿郡劉關張桃園結義，三兄弟從河北起兵，南征北戰：討董卓于中原，戰呂布于虎牢，援公孫瓚于界橋，救孔融于許昌，拯陶謙于彭城，計殺徐州刺史車胄，斬顏良誅文丑，奪五關，斃六將，千里走單騎，單刀赴會，攻樊城，淹七軍，生擒于禁，決殺龐德，致使中原震撼，威震華夏，曹操欲遷都以避關羽之銳。

詩人楊戲曾作《關張贊》：“關張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攜上，雄壯虎烈。”

《三國志》作者陳壽評關羽“有國士之風”，曹操嘆服“事君不忘本，義士也。”東晉史官裴松之贊道：“關羽勇而有義。”

關羽以其一生的經歷把儒家教義轉化為具象的行為實踐，這種實踐又直接影響和推動著道德教義的傳播，形成良性的社會教化。正是這種道德學說與行為實踐的結合，才奠定了關公獨具魅力的人格基調。

關公故事在1800多年的交口相傳和美化神化中，人們將儒家克己復禮的品德意識和忠義節勇信義卓著的精神一并融入到關公形象塑造中去，從而中華民族的內審自律忠心不二及義薄云天奉獻助人的傳統美德。

在中國經濟、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市場經濟的觀念極大地沖擊著積淀在國人思想深處的傳統道德觀念，以致出現了“金錢至上”、為了錢可以不擇手段、人與人之間完全是金錢關系等畸形現象，為此人們普遍呼喚傳統道德文化中的重信守諾、舍己為人、忠于職守、團結友善、見義勇為等美德的回歸，以求達到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弘揚關公文化、傳承關公精神、促進道德復興、重建道德文明就成為每個崇德尚義有志之士共同攜手前行的奮斗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