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備是真君子？寧愿被曹操追上也不拋棄百姓

魯迅先生評價《三國演義》，其中有這么一句：“欲顯劉備之長厚近似偽”(《中國小說史略》)，這句話本來并不過分，因為《三國演義》的作者就是將劉備作為封建時代的“仁君”形象而加以塑造的，與歷史上的梟雄劉備自然不可混為一談。然而許多讀書不細心的朋友人往往先入為主的以《演義》中的劉備形象代入歷史上的劉備，最后得出諸如劉備“虛偽”、“沽名釣譽”等結論，這就混淆了歷史的本來面目。因此，本文擬從史實的角度，談談劉備的“仁義”。

劉備講“信義”，最典型的表現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劉備從樊城向江陵退卻時：

“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眾十馀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馀里，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先主傳》)

當有人勸說他拋棄隨行的民眾而獨自逃跑時，他卻以“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斷然加以拒絕。對此，東晉史學家習鑿齒給予了高度評價：“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先主傳》引裴注)

劉備講“寬仁”，魏國的傅斡評價劉備，說他“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三國志》的作者陳壽評價他說：“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晉人張輔也說劉備“威而有恩，勇而有義，寬宏而有大略。”

——以上分別見《先主傳》裴注引《傅子》、《先主傳》陳壽評曰、《藝文類聚》卷22《人部·品藻》

有人認為，劉備所謂的“信義”、“寬仁”等是虛偽的。更有甚者，認為傳統的仁、義、寬、信等道德觀念都是虛偽的。其實，中國傳統的“信義”、“寬仁”等道德觀念，對于個人品德修養，對于規范人們的社會行為，對于協調人際關系，不但在古代具有積極意義，即使在今天，其積極意義也不應完全抹殺。但是，社會道德不是萬能的，這里面有兩層含義：第一，道德不能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第二，道德不能適用于一切社會問題。某些人嘲笑道德軟弱者，是因為他們看到了道德在某些問題上無能為力;某些人痛責道德虛偽者，是因為他們看到了在某些問題上并沒有遵循道德原則。其實，這些人正是犯了道德萬能的錯誤。

劉備的“信義”、“寬仁”都是虛偽的嗎？恐怕也不能這么認為。劉備任平原相時，“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先主傳》)若沒有平日真誠的寬仁表現，怎么會有這樣的結果？劉備退往江陵時，后面有曹操的精騎緊追不舍，他寧可被曹操追上，也不愿拋棄追隨他的百姓。像這樣在生死關頭表現出來的信義和寬仁，能說是“虛偽”嗎？

那么，劉備是否應該在各類問題上都講“信義”和“寬仁”呢？顯然也不能這么要求。因為道德不能適用于一切社會問題。例如，軍事斗爭講“詐”，不能言“信”;政治斗爭講“權”，不能言“義”，等等。原則上雖是如此，但在具體問題上區分哪個適用、哪個不適用就沒那么簡單了。

比方說，在對待益州問題上，劉備是應該接受法正等人的建議，乘劉璋邀請之機進占西川，還是恪守“信義”，坐守荊州？答案理所當然的是前者，因為進占益州是劉備集團的既定方針，這個目標的實現是遲早的事，至于用政治手段、還是軍事手段，抑或兩者并用，只是方法問題。盡管劉璋邀請劉備的態度是誠懇的、言詞是熱情的，但最終目的是讓劉備為其占領漢中，防守北方，對抗曹操。劉備如果真的傻到恪守“信義”的地步，那就根本甭想做益州的主人，頂多是充當劉璋的炮灰。

又比如，劉備攻下涪城，心中十分高興，遂大會諸將，飲酒作樂。席間，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

劉備拘泥于信義，幾此喪失了速取益州的機會，龐統早就看在眼里，為使劉備早日擺脫信義寬仁等觀念的束縛，龐統便接過話說：“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劉備正得意時，不由大怒，反駁說：“武王伐紂，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

龐統見狀，只得退席。但劉備隨即發現自己失態，不一會又將龐統請了回來。龐統回到座位，對剛才發生的事也不置可否，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劉備見狀，問道：“向者之論，阿誰為失？”龐統則回答：“君臣俱失。”于是，先主大笑，宴樂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