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登基時如何撥亂反正 制定大國方略

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唐太宗李世民登基當了皇帝。這時，社會仍然殘破不堪，隋末動亂造成的破壞，還處處可見，“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在這個撥亂反正的關鍵時刻，唐太宗親自主持了一次重要的御前會議，討論治國的大政方針。

會上，人們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大臣魏徵和封德彝的意見，針鋒相對。魏徵認為：王政本于仁恩，大亂以后，更應當、也更容易實行教化。封德彝則認為：三代(夏商周)以來，人心澆薄，應該實行嚴刑重法……唐太宗仔細地聽了雙方的辯論，然后，決定采納魏徵的意見。他說：“民之所以為盜者，是由于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這次御前會議，確立了貞觀時代的基本國策，也確立了以輕刑寬法，作為立法的基本原則。

貞觀元年(627年)，太宗實行法律改革，令吏部尚書長孫無忌、中書令房玄齡和學士、法官們，在唐初《武德律》的基礎上，制定新律，要求“用法務在寬簡”。在制定新律時，長孫無忌等提出，原來處以絞刑的第五十條，可寬大為斷右趾刑。太宗仍覺得過于殘酷，說：“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后來乃改為加役流刑：流放三千里、勞役三年(以此來代替絞刑)。其他減斬刑為流刑，減流刑為徒刑者各數條。

太宗指示新律要簡單明確，他說：“國家法令，惟須簡約，不可一罪作數種條。格式既多，官人不能盡記，更生奸詐：若欲出罪，即引輕條;若欲入罪，即引重條。”經過整整十年的努力，新律即《貞觀律》，在貞觀十一年(637)正式頒行。新律由原來的兩千余條，簡化成七百條，是秦漢以來最為簡約的一部法典。唐高宗永徽初年，長孫無忌等人，又對《貞觀律》進行注釋和補充，編成《唐律疏議》一書。這是我國法制史上的一件大事，影響深遠，五代以后各朝的法律、法制，大都以此為本，酌加增改。

唐太宗還改革了死刑的判決報審程序。隋煬帝濫行酷法，草菅人命，敕令天下犯盜竊以上罪者，不論輕重，一律斬首，不必奏聞。于是地方長官，手握生死大權，不知多少無辜百姓，冤死在刀斧之下。唐太宗對大臣們說：“死者不可再生。”因此，他規定：處決死囚時，必須經由中書、門下二省四品以上官吏及尚書、九卿，共同議定，以“庶免冤濫”。貞觀五年(631)八月，相州(今河北臨漳)人李好德，精神失常，胡言亂語，“妄為妖言”。太宗詔令大理寺審理此案，大理丞張蘊古，審訊后上奏說：“李好德被疾有征，法不當坐。”而侍御史權萬紀，彈劾張蘊古蓄意包庇，說：“張蘊古貫在相州，李好德之兄李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按事不實。”唐太宗聞奏大怒，當即下令：斬張蘊古于長安市。不久，太宗十分懊悔，因而下詔說：“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后來，“三覆奏”又改成“二日五覆奏”。同年十二月，太宗對侍從官員說：“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為使死刑判決更加準確，避免錯判，他又下詔說：“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有可矜者，錄狀以聞。”死刑判決報審程序的改革，使國家的法律，更進一步地謹慎、完善。

太宗經常與侍從們討論刑律。有一次，魏徵說起隋煬帝時，由盜發皇陵引起的一樁大冤案，殺了兩千余人。法官明知道其中只有五人過去有劣跡，但不敢執奏。太宗感嘆說：“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他又說，“朕以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逄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關龍逄之死。如此則何患君臣不相保乎！”意思是，你們應常提醒我隋煬帝滅亡的教訓，我常思關龍逄忠諫而死，以自警。這樣，我們君臣就能互依共存！)

李世民一向認為：秦、隋的滅亡，因于酷刑;周朝的長存，是因其寬仁。有鑒于此，為實現唐王朝的長治久安，他在執政期間，多次有針對性地發布詔令，務使寬簡之法，深入民心，以減少冤案和死刑案，為其日后的太平盛世，打下堅實的基礎。

身為君主，珍惜百姓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事。李世民一再強調說：“人死了就不可能再生，用法一定要寬簡。”“若刑罰不當，殺錯了人，怎樣追悔都不能使人再活過來。”為此，他提出：大罪“均由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由于李世民一向要求官員們慎刑獄，所以從貞觀元年到貞觀四年間，整個唐朝被判死刑的僅有二十九個，每年處決的不足八人。

把“慎刑”列入國家法律之中，這足以表明李世民對“寬仁為法、慎行刑獄”的治國思想，極其重視。這是他令百姓誠服的重要舉措之一，這也是他智慧治國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