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功大軍四次向日本借兵內幕
據日本人回憶鄭芝龍投降清朝后，其子鄭成功仍舊孤軍奮戰，支持明朝，并四次向日本國派了使者，要求援軍和物資。鄭成功將軍心向朝廷，不惜向日本借兵，企圖光復大明，時乃忠臣也！
清朝就這樣開始了對中國的統治。但明朝的遺臣首先擁立神宗的孫子福王，試圖進行抵抗。可是他們步調不齊，在南京失陷、福王被俘之后，接連地擁立了唐王、魯王、桂王等，逐漸被追逼到邊遠地區。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流亡緬甸的桂王（永明王）政權覆滅之后，明王朝終于在形式上也滅亡了。清世祖死后，以英明而聞名的圣祖康熙帝即位。
另一方面，在日本，以慶長五年的關原之戰為轉折點，霸業由豐臣氏而轉入德川氏手中，元和元年大阪夏季戰役招致豐臣氏的滅亡，從而鞏固地建立了德川幕府對全國的統治。第二年，家康死去，經過秀忠至其孫家光執政時，徹底施行鎖國令，幕藩體制的基礎日益鞏固。明清交替時期正好是家光當政的時代。
日本正保三年，鄭芝龍派遣的正使黃征明從福州向日本出航。但途中遇到暴風，船只飄散，其中有的刮回大陸，為清軍所捕獲。黃征明本人也身阻海上，不得已而重整小船，重新派遣陳必勝、黃征蘭二人為使者，據說他們到達長崎是九月初。
使者帶來鄭芝龍的書信總共八封，其中致日本的正京天皇兩封，將軍三封，長崎王（長崎奉行）三封。根據林春齋的《華夷變態》記載，給正京天皇的一封信的內容是這樣（鄭芝龍的原信未傳，這是林春齋根據其父林羅山列席幕府會議討論時的回憶而寫的）：“……附隆武皇帝（唐王）之赦旨，引周之彭濮、唐之回鶻之事，意在求借勁兵也。前云借兵五千，今欲更多，以戰勝敵兵。”并帶來許多禮品，要求派遣強大的援軍。
關于“……前云借兵五千，……”，我準備以后再談。據說幕府接到這些書信后，以老中們為中心，反復地討論了數天，當時“尾張和紀伊的兩位大納言和水戶中納言”所謂御三家也來到江戶，發表了意見。看來是但是極為重大的事件，慎重地予以對待。
其結果，據林信篤的《寬永小說》說，御三家均贊成出兵，“據云尾張大人云：‘三人中，吾居長，應派吾為主將。’自己要求出陣。反對的僅有井伊直孝，他反駁說，御三家的意見有一定道理，是可以信賴的，‘但，……關于求援事，吾以為不會立任何功勞，亦無益之至。’結果大家認為井伊直孝言之有理，取消了派遣援軍。”
不過，據《南龍公譜略》說：“賴宣卿云：國家出援兵，無功則不僅為本邦之恥，且長期與外國結仇，成為永世之害；如我兵有功，得其地亦荒其田，于國無益，反招后世之弊，不可從其請。……”由此看來，反對的不是井伊直孝，而是御三家中的一家--紀伊的德川賴宣，情況略有出入。
不過，總的來說，有相當多強有力的贊成意見，贊成的似乎占優勢。但最后大概是慎重論取勝，暫且決定觀望靜候。這里說暫且，是因為一般人認為雖然暫時決定采取拒絕的態度，而其實正如石原道博等人所指出的那樣，在內心里始終沒有完全放棄出兵的意圖。
接著準備特派豐后府內城主日野根織部正等人為正使去長崎，直接向鄭芝龍的使者轉達幕府的意見。這是傳來了唐王和鄭芝龍的據點福州淪陷的消息，于是把一切都取消了。如《細川家譜》中說：“此次大明兵亂，平戶一官（鄭成功）乞援事，書翰雖到，無法應之。書中疑問之點甚多，但為大明與日本之長遠計，上意可派遣上使赴長崎，詢問一官使者情況，然后傳達上意。
此時長崎十月四日書函到達，報告福州失陷。事已如此，一切無及矣。遵照上意，可將上述有關情況奉告江戶有關方面，并轉致閣下。誠惶誠恐，謹言如上。”由此可知當時的具體情況。這是阿部對島守等三位老中給細川肥后守的一封信。
由此可以看出，雖然勉強做出不予支援的決定，但考慮到“大明與日本之長遠計”，采取了相當含混的態度；也可了解其中的經過是由于接到福州失守的報告，感到“一切無及矣”，才放棄了一切計劃。派遣上使當然也取消了。
前面已經談到，以后鄭芝龍投降了清朝，但其子鄭成功仍舊孤軍奮戰，支持明朝，并向我國派來了使者，要求援軍（乞師）和物資（乞資）。
其第一次是在鄭芝龍的使者來日候的第三年--即慶安元年（1648年），《華夷變態》中收有他的求援信的譯文（日文）。信中說：“……余生于日本，思慕日本之心尤深。今處艱難之際，懇請日本以叔侄、兄弟之情待余，施予恩惠。”以血緣相連的唇齒真情。幕府雖進行過討論，但未復信，看來是未予受理。
第二次是在三年后的慶安四年（1651年）。徐鼐的《小腆紀年附考》中說：“（辛卯十二月）明朱成功（鄭成功）取漳浦，遣使通好日本。”指的就是這件事。據后文說，這次是鄭成功為了補充物資的短缺，根據參謀馮澄世的獻策，向日本接待物資，以此補充短缺，同時賣給呂宋（菲律賓）、交趾（越南）、泰國等，以獲取利潤。
文中曾寫到：“已獲日本鉛銅之助。”另外如中村久四郎等人所訴，可以想象鄭成功等人的軍中已經有日本刀和日本式的甲胄等。由此來看，完全可以想象一直從日本獲取某種援助。--即使沒有幕府的正式援助，也會有民間人士某種形式的聲援。
第三次是萬洽元年（順治十五年）（1658年）六月，他派遣的使船載乘員一百四十七人，進入長崎，帶來了書信和各種物品。書信開頭寫著“啟上日本國上將軍麾下”，原文收入《華夷變態》。但幕府“未及復書”，未予理睬。
第四次是萬治三年（1660年）七月，命其部下張光啟向日本借兵。《海上見聞錄》上寫道：“命兵官張光啟，往倭國借兵。”指的就是這一次。
沈云的《臺灣鄭氏始末》上也有內容大體相同的記載，關于這次的結果，他寫道：“日本上將軍不予發兵，助銅熕（銅制大炮）、鹿銃、倭刀為備。”大概乞師的事情未成，但乞資的事情取得了一些成果。
鄭成功的請援使有以上四次。但最后一次乞師的第三年，他壯志未酬，死于南海之地。繼承其遺志的是鄭經。鄭經也有一次乞資。時間是在寬文三年（清康熙二年）（1663年）。
這次乞資的經過是這樣：鄭成功的哥哥、鄭經的伯父鄭泰本來就有二心，被鄭經察覺后，遂令其自盡。當時從其遺物中發覺鄭泰把同我國貿易所收獲的大量銀錢寄存在長崎。因此，為了拿到這筆銀錢作為“恢剿逆虜之資”，而給長崎奉行送去了一封信。
結果是多半銀錢已經被倒向清朝方面的鄭泰的孫子鄭奎舍和鄭泰的侄兒鄭按舍領走，看來鄭經的意圖基本上沒有實現。不過，鄭經對日本國進行的那種活動，可以算作廣義的乞資。鄭氏家族心向朝廷，不惜向日本借兵，企圖光復大明，時乃忠臣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