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帝臨終遺言為何說文臣人人可殺

對于朱由檢而言，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的前半個月，是艱難的最后時日。在征調各方“勤王”之師的同時，還得籌措軍餉。辦法之一是，凡是押在監獄的犯罪官僚，可以用捐獻軍餉來抵贖他們的罪狀;辦法之二是，凡是皇親國戚、高級官僚，一律按照官爵高低捐獻軍餉。前者似乎有一點效果，因為可以抵消罪狀，所謂“花錢消災”。后者卻收效甚微，因為那是平白無故的捐獻，只有皇帝身邊的太監頭目，例如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等，礙于情面，各自捐獻了五萬兩銀子。

其余高級官僚個個好像“鐵公雞”—毛不拔。閣臣魏藻德僅僅象征性地捐獻了五百兩銀子，閣臣陳演在皇帝面前裝窮，表白自己一向清廉，從未索賄賣官，一兩銀子也不捐。那些皇親國戚們，富得流油，卻吝嗇得很，不肯為國出錢出力。皇帝派太監向他的岳父——嘉定伯周奎募捐，周奎始終沒有松口，氣得太監拂袖而起，丟下一句話：老皇親如此吝嗇，大勢去矣！江山丟了，你積蓄財產還有什么用？

太監王之心是京都有名的富翁，皇帝當面向他募捐，才忍痛捐獻了一萬兩銀子。在宮廷中撈足油水的太監，為了躲避捐獻，紛紛使出渾身解數，在各自的房屋上貼出“此房出賣”的廣告，并且把古玩、雜物擺攤出售，好像已經窮到非典賣家當不可的地步了。這些皇家的奴才們，甚至大發牢騷，在宮門上寫打油詩：“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顯示出明王朝已經窮途末路，樹倒猢猻散，一點凝聚力都沒有了，依附于王朝而飛黃騰達的勛貴們，已經離心離德。他們不是沒有錢，而是對于王朝的滅亡無動于衷。后來農民軍攻占北京，對他們“拷掠追贓”，在嚴刑威脅之下，王之心拿出了十多萬兩銀子，陳演也拿出了四萬兩銀子，農民軍在周奎家抄出銀子五十多萬兩。

這是一個王朝行將滅亡的不祥之兆。當此之際，朱由檢只能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方面有感于吏治的敗壞，向六部和都察院發去訓誡的諭旨;另一方面為了挽回民心，發布大赦天下的詔書，對他十七年的政績作了深刻的檢討：十七年來，遼東和中原的戰事，調兵措餉，實在是不得已的事。連年征戰，賦稅加派增多，本意是想安民，結果加重了人民的負擔，是朕的過錯;貪官污吏乘機巧取豪奪，刻意盤剝，造成民生困苦。朕深居內宮，不能體察，是朕的過錯;將領懦弱，士兵驕縱，不肯拼命殺敵，反而對百姓燒殺搶掠，視為仇敵。朕任用非人，致使毒瘡潰爛，是朕的過錯。

在嘆息痛恨、引咎自責之后，他向百姓表示，各路兵馬已經前來勤王，加派的賦稅已經免除，一切不便于民眾的事情全部取消，要開創一個新局面。希望跟隨李自成的牛金星、劉宗敏等人，乘機反正，一概赦免，不予追究。他還表示，動亂平定以后，一定任用賢能的人治國，改革從前的腐敗政治，和大家一起維新。

這些話流露出朱由檢企圖挽回敗局的急切心理，不能說毫無誠意，但畢竟為時已晚，無濟于事了。清初歷史學家談遷在《國榷》中評論道：這個詔書如果在去年發出，遠近臣民或許為之感動，如今形勢大變，災禍隨時都會降臨，離開都城一步都危險叢生，誰還會相信呢？三月十二日，農民軍逼近北京郊區，朝野震動。朱由檢召集大臣詢問對策，大家都束手無策，只說些無關痛癢的話，例如關閉城門、禁止出入之類。次日，他再次召開御前會議，大家一言不發，他氣憤之極，大罵兵部尚書張縉彥瀆職，張縉彥索性摜紗帽，乞求罷官。這種精神狀態，除了坐以待斃，還會有什么出路呢？

三月十五日，農民軍抵達居庸關。監軍太監杜之秩和總兵唐通，不戰而降，輕易地讓出捍衛北京的最后一道關隘，巡撫何謙與總兵馬岱臨陣脫逃。三月十六日，朱由檢仍然在宮中按部就班，考察候補知縣三十三人。突然，太監送上緊急公文，打開一看，朱由檢頓時臉色驟變，起身入內。這份緊急公文，就是京郊昌平已經陷落的塘報。內容是：這天黎明，農民軍攻下昌平，總兵李某自殺。農民軍隨即進犯十二陵(明朝皇陵)，焚燒享殿，砍伐松柏。當天夜晚，農民軍沿沙河挺進，直達北京外城的平則門，沿途火光燭天。

明朝大難臨頭了。京城上空煙火彌漫，細雨中夾雜著雪花，在煙霧迷蒙中灑向全城，給王朝的末路蒙上了一層凄涼的色彩。據許重熙《明季甲乙兩年匯略》說：“時黃沙障天，忽而凄風苦雨，良久，冰雹雷電交至，人情愈加惶惑。”你看，凄風苦雨、冰雹雷電，與炮火硝煙交織在一起，把紫禁城末日的凄涼，渲染得淋漓盡致。在宮殿內徘徊的朱由檢，得到太監報告，內城已經陷落，問道：大營兵在哪里？李國楨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京營總督李國楨早已自顧逃命，大營兵也已渙散逃亡。他們勸皇上“急走”，事已至此，只有逃命了。他們沒有料到，皇上選擇的不是“急走”，而是以身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