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帶領的淮軍初到上海 曾被嘲笑成“叫花子”

李鴻章初到上海，就像一條出水蛟龍，一時間弄得風生水起，在上海灘這塊“風水寶地”寫下了國人最早的創業神話。

當然，不論何種創業，都充滿艱辛與坎坷，不屈與苦痛，李鴻章也不例外。

六千五百名淮軍，雇傭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水上交通工具——七艘洋輪，兵分三次從安慶而下，以近乎大搖大擺的姿態，不費一槍一彈、一兵一卒，竟然神不知、鬼不覺地穿越太平天國鐵桶般嚴密的防區天京及蘇皖一帶，順利抵達上海。朝野上下，對“初出茅廬”的李鴻章不禁刮目相看。對這一近乎冒險的行動，李鴻章在一封致友人信中寫道：“此行險阻艱危，當備嘗之，成敗利鈍所弗計也。”

上海各界盼援兵如久旱之盼云霓，而淮軍雜亂的著裝與簡陋的裝備令他們多少感到失望。特別是洋人，更是公開嘲笑不已，說李鴻章的淮軍是“叫花子兵”。憋了九年悶氣的李鴻章正想著如何揚眉吐氣呢，不料以破釜沉舟的氣概剛剛踏入上海，迎來的卻是一股更加讓人壓抑的郁悶。他被逼到了墻角，除了拼命與成功，已是別無選擇。

李鴻章在上海站穩腳跟，使得中外人士對他刮目相看的首戰之功，便是虹橋大捷。

1862年 6月17日，李秀成率太平軍五六萬人逼近上海，猛攻虹橋淮軍兵營。到上海兩個月了，淮軍還沒像模像樣地打過一仗，不唯李鴻章，全軍上下，都憋著一股氣，攢著一股勁，總想尋個機會好好地打它一個漂亮仗。九年幕僚生涯，李鴻章經歷的戰陣可謂多矣，足以稱得上一位沙場老將，積累了豐富的戰斗經驗。針對太平軍遠來奔襲、勞軍疲乏的弱點，他決定抓住時機，趁其扎營未定之際主動迎敵。于是，李鴻章親率各營淮軍分成六隊，在排炮的掩護下迅速出擊。兩軍相接，很快便處于相互抗衡的膠著狀態。太平軍畢竟人多，超過淮軍近十倍，時間一長，淮軍力漸難支。而有過兩次交鋒失利，已對太平軍懷有恐懼的數千洋兵，竟在洋涇浜作壁上觀，遲遲不肯加入戰陣。李鴻章見狀，急得快要吐血了。成敗勝負，在此一搏，只見他躍馬沖出戰陣，不作生還之想地向前沖去。淮軍官兵見主帥如此不顧死活地拼命殺敵，全都以一當十，奮勇向前。兩軍相逢勇者勝，太平軍遺下三千多具尸首，被迫后退，逃回泗涇。

此仗打出了威風，也打開了局面，李鴻章深感痛快，不由得大肆渲染道：“鴻章以五千人擊十萬賊于虹橋，幸獲大勝，松滬肅清。”回首戰事，自然也免不了幾分后怕：“幸而我軍戰勝，洋人悅服，若我軍戰敗，無處立足矣！”

強敵當前，盡管打了一場勝仗，李鴻章并未頭腦發熱虛驕狂躁。經過一番觀察了解，覺得洋人當初的嘲笑并非沒有道理。在上海這一中國開放最早，也是最為成功的對外通商口岸，李鴻章算是真正見識了洋人的“能耐”。高樓、電話、電報、報紙、自鳴鐘、手表、西醫等等諸多新鮮玩意、新生事物自不待言，以他尤為關注的軍事來說，洋兵、洋槍、洋炮，的確令人敬畏不已。在致曾國藩的一封函札中，李鴻章寫道：“洋兵數千，槍炮并發，所當輒靡。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

認識到己方不足，李鴻章的態度，不像清廷妄自尊大的滿族遺老遺少、士大夫中的頑固守舊派那樣，妖魔化地予以拒斥，而是放下架子虛心求教、盡力改進。在與洋人的交往中，李鴻章逐漸形成了一套具有個人風格的行動準則：“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內要自強。”他在淮軍中首先更新武器裝備，將在安慶建軍時的小槍隊、抬槍隊、刀矛隊完全革掉，換成歐洲洋槍。僅此一項，就使得淮軍的戰斗力迅速上升，超過以前兩倍以上。然后，他又在親兵營中增設兩百名炮兵，組建了中國近代第一支炮兵部隊，至蘇常戰事結束之時，淮軍炮隊已有六個營之多。

李鴻章此后大興洋務實則從軍務開始，先是從洋人手中批量購買槍炮，然后自己建廠生產所需彈藥，制造各式武器。由軍事而工商，由制器而萌生對西方其他事物的興趣，然后全面學習借鑒，用以自強。如果說曾國藩是洋務運動篳路藍縷的最早開創者，那么李鴻章則是其堅定不移的貫徹者、繼承者與集大成者。

虹橋之戰關系上海安危，首戰獲勝，李鴻章信心倍增，乘機擴大戰果，大舉西進。在一年多的時間里，連克青浦、嘉定、常熟、太倉、昆山、江陰等城。

淮軍兵鋒所指，似乎無往而不勝。在一系列攻城略地的凱歌聲中，李鴻章那與生俱來的“痞子”性格——無信無賴、痞勁痞味、痞腔痞調不禁暴露無遺，太倉城破，他下令圍殺太平軍一萬多人;攻克昆山，擒殺淹死太平軍約三萬人，李鴻章竟將如此“慘劫”視為“快事”;特別是蘇州殺降，更是將他推到了人性的審判臺上。

太平軍駐守蘇州的納王郜永寬主動請降，并在城北洋澄湖的一只船上議訂降約。淮軍將領程學啟立誓，常勝軍首領戈登擔保，郜永寬等人承諾殺死慕王譚紹光后率眾來降，若用后世的觀點來看，也算得上是起義投誠了。有過如此一番儀式，雙方自然要遵守契約。商場如戰場，戰場也如商場，盡管明爭暗斗，但可資依循的總的規則還是有的，比如雙方訂約，就得恪盡信守之責，否則后患無窮。當郜永寬等人如期獻上譚紹光首級開城投降后，李鴻章卻以降眾太多，如果不殺掉首腦，任其上下聯絡，必將防不勝防為由，將受降的太平軍郜永寬等八王全部殺掉。在人權、公法大行其道的西方社會，人們往往將榮譽與信義看得比生命還要重要，當作證擔保的戈登聽說殺降消息后，第一個反應就是“深感恥辱和極度傷心”;接著是大為憤怒，情不能持;然后是發誓要為冤死者報仇，殺掉背信棄義的李鴻章、程學啟，以及“實際上他懷疑參與將諸王斬首和蘇州屠殺的任何中國官員”。戈登想用兩艘輪船捕捉李鴻章沒有成功，便寫了一封西人所謂的哀的美敦書，也就是最后通牒，要求李鴻章辭職，交由清廷審判，否則，他將興兵強制清廷將攻克之地歸還太平天國。據傳，戈登曾攜一桿短銃，四處尋覓李鴻章，要與他來一場私人對決，就像西人解決爭端的古老方式那樣。“鴻章避之，不敢歸營。數日后，怒漸解，乃止。”

曾國藩對李鴻章的人格缺陷早就洞若觀火，時常或旁敲側擊，或直言指責;李鴻章也知己之短，總想改正，可就是改不了，稍不留神就露出“狐貍尾巴”，真可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也。

曾國藩長期教導李鴻章為人做事要講“誠信”，李鴻章表面唯諾，可內心深處對這一被理學家視為精神動力的道德規范不以為然。做幕僚時想多睡一會兒懶覺，竟謊稱頭疼。剛到上海，曾國藩就寫信要他恪守孔子的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后李鴻章接替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了結天津教案，曾國藩問他：“你與洋人交涉，打配何主意呢？”李鴻章道：“門生也沒什么主意，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曾國藩捋著胡須沉思良久道：“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試打與我聽聽。”李鴻章見勢不妙，趕緊改口，稱他是信口胡說，還望老師多多賜教。曾國藩送給他的“法寶”還是一個“誠”字：“誠能動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雖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過于吃虧。”

李鴻章自稱繼承了老師衣缽，可實際上未能真正理解、吸取、傳承曾國藩作為一位真正理學家的精髓，缺少一種內在的精神貫注與嚴格要求，無論對己對人，都顯得相當實際而實惠。他“好以利祿驅眾”，重用人才著重謀略干練，將文章道德放在其次;也曾露骨坦陳：“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耳，我無利于人，誰肯助我”;還對部下以實利相誘，只要事情辦成，論功行賞，封官加爵，決不含糊。他緊緊抓住軍權不放，以強大的軍事實力作后盾。他對手下公然宣稱：“一切小錯都不用過問，一切大錯都由我李鴻章承擔！”此言一出，人人愿為他效命，但也因此而魚目混珠、泥沙俱下，時間一長，勢必影響士氣，敗壞風氣，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混亂局面。這也是由他以降，袁世凱及其他北洋軍閥不顧國家利益、人民死活，相互搶占地盤、爭權奪利、你打我殺的內在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