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蒼蠅一網打盡 朱元璋鐵腕治貪的做法靠譜不

戮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

——朱元璋

話說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建國后，在一手抓與民休息，一手抓屠殺功臣時，還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以猛治吏。朱元璋信奉：“吾處亂世，不得不用重典。”在武官不惜死后，朱元璋在“貪”字上下足了工夫。

一是立法。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改設都察院后，馬上出臺的《大明律》明確規定，受財枉法者，一貫以下杖七十，每五貫加一等，八十貫則處以絞刑。受財不枉法，一貫以下杖六十，每五貫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貫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后改為受四十貫就流放。貪贓鈔六十兩以上官吏，均處以梟首示眾并剝皮實草等酷刑。為了反腐懲貪，除了嚴刑峻法，朱元璋幾乎沒有任何選擇。明朝的縣、衛附近許多地方都設有土地廟(不要誤會，這里的土地廟絕對不是土地爺的福地)，這是朱元璋對貪官污吏剝皮行刑的刑場，當時就叫“皮場廟”。假如你生長在那個時代的鄉村，你經常可以看到，剝下的腐敗官員人皮，被填滿雜草后，懸掛在官府公堂，以示警戒。官員在此辦公，心驚肉跳。我們且看朱元璋的刑罰，除凌遲之外，還有裸置鐵床，沃以沸湯;有鐵刷，以鐵帚掃去皮肉;有梟令，以鉤鉤脊懸之;有稱竿，縛之竿杪，似半懸而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以鉤鉤入谷道而出;有剝皮，剝貪吏之皮，置公座之側，令代者見而儆懲。此外，還有挑筋、剁指、刖足、斷手、刑臏、去勢等酷刑。

與此同時，為了杜絕當時的財務混亂現狀，他還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實施了一系列新的管理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將漢字中的數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在進行錢糧等財務登記時改寫為“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陌、阡”。這一舉措對于堵塞財務管理上的漏洞，確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成為我國歷史上金額大寫字的首創。不過，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在實踐中逐漸將“陌、阡”二字改寫為“佰、仟”，并在財務往來中一直沿用至今。

二是普法。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把很多政府處理的貪污受賄、為非作歹的案例，編成四本書，分別是《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和《大誥武臣》。他要求每家每戶必須有一本《大誥》，目的是“家傳人誦，得以懲戒而遵守之”。《大誥》公開頒布當年，朱元璋親臨午門為其造勢，還親自對群臣講解《大明律誥》的“立法宗旨”。在民間，朱元璋令人組織講讀大會，聘請專人講授，萬眾聆聽，當時“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余人”，政府發動十九萬人搞普法教育，可以說規模空前。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朱元璋煞費苦心頒布了一份反腐教材，叫做《醒貪簡要錄》，由政府統一出版，當成紅頭文件賜給官吏，每人一冊。朱元璋親自作序，他在序中寫道：“四民之中士最貴，民最苦，最苦者是什么哩？每當春耕之時，雞鳴而起，驅牛柄犁而耕。禾苗即種，又要耕耨，炎天赤日，形體憔悴。等到秋收，交官之外，所剩無幾，要是遇上水災蟲災，則全家遑遑，毫無希望。今居官者不念民苦，甚至刻剝而虐待他們，真是太沒有心肝了。今頒書于中外，望做官的懂得體恤吾民！”在書中，朱元璋詳細記載了大明帝國各級官吏的品級、俸祿，折合稻谷是多少，然后，再折合成平均畝產是多少，農民需種多少畝田才能產出，按照《醒貪簡要錄》的算法，七品縣令月薪七點五石大米，年薪為九十石，需要七十多畝地、五個農民專門為之生產，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一千多里地。每次誅殺重大貪污犯，朱元璋都命令官員到刑場觀斬，還要刑部將其罪行印發到各衙門，廣為張貼，以示教育。

三是執法。朱元璋深知官場官官相護的道理，為了下言上達，他廣開言路，在午門外設立“鳴冤鼓”，百姓若有冤屈，在地方政府無法討回公道，就可擊此鼓鳴冤、直接申訴，由他親自審理。為此，朱元璋還打破只有朝廷大員才能早朝的規矩，規定所有的官員，不論品級、隸屬，均可參加早朝，上殿倡言國事，如有隱情，還可申請單獨召見。

為打消老百姓害怕遭到打擊報復的顧慮，朱元璋準許百姓密封奏事，就是直接給他寫密信。此外，他還廣設檢校，對各級司吏進行監視，一旦發現官員有貪贓枉法的行為，即可隨時舉報，哪怕是深更半夜，朱元璋也會聞訊起來接見。因此，有的貪官晚上受賄，第二天早晨就有“紀檢委”上門了，動作之神速，讓人驚嘆。這樣，就連在遠離京師的偏僻之地，郡縣之貪官污吏也提心吊膽，不敢稍有松懈，日夜擔心被人舉報。

朱元璋深知，官員下鄉往往會倚勢欺人，趁機盤剝，即使官員本人廉潔清正，也會給百姓增加接待的負擔，因此，朱元璋禁止官員擅自下鄉擾民，凡擅自下鄉擾民的官員，將其逮赴至京，斬首于市。朱元璋疾惡如仇，即使是親屬犯法，也一視同仁，絕不姑息。在他眼里，大明律法對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既沒有親疏之別，也沒有等級之分。

下面來看朱元璋上演的反腐三部曲。

一是在處理小案時，突出一個“快”字。

名案解析：朱亮祖案。

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開國大將朱亮祖受命出鎮廣東，朱是武將出身，斗大的字識不了一筐，他放縱軍士胡作非為，欺壓良善，搞得天怒人怨。本來像朱亮祖這樣的人是沒人敢管的，但偏偏碰上了一個性格耿直的縣令道同，此人是蒙古族，以至孝聞名。道同執法嚴明，嚴懲地痞惡霸。朱亮祖到廣州后，很快與惡霸沆瀣一氣，把廣州搞得烏煙瘴氣。番禺城中有一群流氓地痞，欺行霸市。有一天，道同布好眼線，一舉將他們抓獲，又從他們口中得知其為首者，一并抓來枷在大街上示眾。百姓無不拍手稱快。一些漏網之魚找到朱亮祖，求他出面搭救。朱亮祖本身就是流氓，他對朱元璋的性格還是有所了解的，不敢把地方政府怎么樣，就讓人將道同召至府上，設酒食款待，席間委婉地請道同放人。以道同的脾氣，自然不同意，他歷數了這些人的罪惡，然后對朱亮祖說：“大人以侯爵之尊，出鎮南疆，應當撫慰百姓，除霸安民，不要受小人蠱惑。”一席話將朱亮祖弄得啞口無言。

朱亮祖見道同一個七品縣令竟然不買他的賬，覺得自己很沒有面子。第二天早晨，朱亮祖親自帶人砸開枷鎖鐐銬，將那些地痞惡霸搶走釋放。老朱依然余怒難息，沒過幾天，他借地方官員拜見的機會，誣陷道同禮節不周，對其進行了嚴厲責打。朱亮祖有個羅姓愛妾，其兄弟天天帶著一群惡奴在街上游蕩，尋釁滋事，掠人田宅，搶人妻女成了家常便飯。百姓告發羅氏兄弟的狀紙堆滿了道同的書案，一些人更是攔轎哭訴。道同十分棘手，知道只要自己一動手，朱亮祖便會出面干涉，但想到受害百姓，就決心再與朱亮祖斗一次。經過周密調查，道同秘密逮捕了羅氏兄弟，將其關入縣衙，并派人嚴加看守，沒想到朱亮祖這次更絕，直接調集軍隊沖進縣衙將羅氏兄弟搶走了。道同仰天長嘆，他知道憑自己的力量是斗不過朱亮祖的，但已經沒有退路了。與其束手待斃，不如主動出擊，道同連夜寫好奏章，派人秘密送往京城。不料，朱亮祖有個很聰明的幕僚，他說：“按道同的脾氣，他會冒死上疏的。大人，不如先發制人。”朱亮祖來了個惡人先告狀，彈劾道同傲慢無禮，立刻讓人擬好奏章，派人快馬送往南京。結果，朱亮祖的奏章率先送到朱元璋處，朱元璋非常吃驚，在奏章中加了“目無官長”的罪名，當即批了“斬立決”，派使者去廣東執行。朱亮祖派人買通了使者，棄船登陸，乘六百里快馬，晝夜兼程，迅速趕到廣州，將道同斬首。幾天后，道同的奏章也送到了，道同奏章字字血聲聲淚，朱元璋恍然大悟，方知受了朱亮祖的蒙蔽，于是，立刻派人追回誅殺道同的上諭，并調道同入京。但一切都晚了，使者回來稱，道同已死。朱元璋怎么想，都不大對勁兒，照常理推算，前道命令應當能夠追回，他知道一定是朱亮祖從中作祟，便再次派人赴廣東捉拿朱亮祖父子進京。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父子被押到南京。朱元璋滿臉怒氣，朱亮祖雙腿一軟，就跪了下去，膝行向前，不住地以頭撞地，請求寬恕。朱元璋怒火中燒，命武士對其進行鞭打。武士們早就從朱元璋的表情讀出結果，于是，加重了鞭打力度，不一會兒，朱亮祖父子氣絕身亡。

在這件事上，朱元璋快刀斬亂麻的風格體現無疑。

二是在處理中案時，突出一個“狠”字。

名案解析：空印案。

案發生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過程可表述為：當時朝廷規定，戶部(相當于今日的財政部)須每年審核各地方政府例行上報的財務報表，且要求非常嚴格，稍有不合，立即作廢重報。于是，各地進京申報報表的財務人員為了少折騰，就便宜行事，在進京時攜帶多份蓋好了本地公章的空白報表，以便在與戶部反復核對數字后，即可重新填制。308

而造成“空印”的原因是，當時的通信、交通工具還不發達，汽車、火車、飛機統統都沒有。因此，遠的省份來回一趟京城需要一二個月甚至數個月，且不說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如果一旦報表數據有誤或是稍有紕漏，又得“從頭再來”。長此以往，各地財務部門苦不堪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于是就出了這個對各方都有利的“空印”招數，并為各方所默認接受。

天下沒有不透風的墻頭，朱元璋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知道了這件事后，認為這是個官員相互勾結、徇私舞弊的驚天大案。戶部對地方政府報表的審核，是當時朝廷(朱皇帝)規定的制度。執行制度“沒有任何借口”，必須無條件執行。制度執行中有困難、有弊端，也必須經過嚴格的程序，審批認定后方可“變通”，絕不能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否則即是違規，違規則必受懲罰。為此，朱元璋震怒了，下令將全國十三個省、一百四十一個府、一千多個縣的主印官(一把手)共一千三百多人(其中包括監督不力者)，不論清貪良莠全部處死，副職以下官員打一百棍，充軍流放。

在這件事上，朱元璋鐵腕整治的特點展現無疑。

三是在大案上，突出一個“準”字。

名案解析：郭桓案。

事件起因：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舉告發戶部侍郎(財政部副部長)郭桓貪污，并檢舉其貪污行為如下：

第一條，挪公款。應天、鎮江等五個州、府，是朱元璋最早的根據地，也就是“紅色老區”。由于老區人民長期“無私支援”朱元璋的軍隊南征北戰，為了回報這份恩德，朱元璋決定免除這些地方所有民田的夏稅秋糧，官田則減半征收。但是，到了征稅的時候，這些州縣幾十萬官田的夏稅秋糧，竟無一粒收繳上倉，全部被郭桓等人勾結地方官員，私自瓜分了。第二條，吃回扣。戶部本該收浙西地區的秋糧450萬石，郭桓卻只收了60萬石糧食和80萬錠銀鈔。這些銀鈔可以抵200萬石糧食。剩下的190多萬石糧食，就被郭桓伙同當地的官員私分了。第三條，亂收費。以郭桓為首的貪官污吏在征收皇糧國稅時，巧立名目，擾民害民，收取的費用五花八門，多如牛毛，比如：車腳錢、水腳錢、口食錢、庫子(即倉庫保管員)錢、蒲簍錢、竹簍錢、沿江神佛錢(運輸官糧的時候需要求神拜佛，以保佑官糧押運平安的錢)。第四條，收紅包。郭桓等人收受應天等地富戶徐添慶等人的賄賂，私自免除他們的馬草(戰馬所需的草料)，將負擔轉嫁給已經交納馬草的安慶百姓。第五條，假充真。郭桓還搞納糧入水、納豆入水的勾當——每年都有一些奸詐的大戶，伙同倉庫官在豆、糧中拌水，以增加斤兩。每間倉庫容量不下一萬余石，往往只因為一戶刁民摻水，結果就導致官糧經濕熱一蒸而全倉壞掉。

對于這個舉報，引起了朱元璋的高度重視，他立即成立了以國家檢察院副院長(右審刑)吳庸為組長的郭桓案專案組。專案組進行了全方位的調查后，很快向朱元璋匯報了調查結果：郭桓等人幾年之內連貪污帶盜賣再加上摻水毀掉的官糧，總共造成了2400萬石糧食的損失，而這相當于當時整個國家一年的收入。

結果，朱元璋震怒之下，郭桓等主犯們的腦袋很快就搬了家。

與此同時，朱元璋采取鐵血措施，還對他們的同黨追查。結果在嚴格的追查之下，朱元璋發現，幾乎所有六部的官員都成了郭桓的同犯。其中包括文化部部長(禮部尚書)趙瑁，司法部部長(刑部尚書)王惠迪，國防部副部長(兵部侍郎)王志，建設部副部長(工部侍郎)麥至德等部級高官顯貴，下面的臭魚爛蝦小嘍啰更是數不勝數。

古語云“法不責眾”。但朱元璋先生不信這一套，他下令：該殺的都得殺！此案過后，中央各部里都只剩下寥寥可數的幾個掃廁所的清潔工，部長差不多成了光桿司令。這種場景，在中國歷史上是絕對空前絕后的。在這件事上，朱元璋“雷厲風行”的個性顯現無遺。

總之，朱元璋當政31年，先后發起6次大規模肅貪，殺掉貪官污吏15萬人，成果輝煌。最后，不得不搞出“戴死罪、徒流罪辦事”的“新生事物”，就是貪官被判了死刑、流放，但還沒有馬上執行的，可繼續留任辦公，公務辦完后再殺、再流放。堂堂衙門，竟出現了堂上犯人審犯人的奇觀。

后來，文武百官上朝時有“兩怕”：一怕朱元璋的玉帶;二怕御史官的緋衣。朱元璋上朝時若將玉帶高掛在胸前，上朝的百官便一塊石頭落了地，皇上今天情緒不錯，沒有什么大礙。若是朱元璋將玉帶撳在肚皮下面，文武百官則個個噤若寒蟬，膽戰心驚，因為這是朱元璋要下決心大開殺戒的預兆，當天準有大批官員掉腦袋。而監察都御史上朝時要是穿上緋衣，便意味著在皇上面前要彈劾官員，指不定輪上誰倒霉。所以，文武百官上朝時格外留神“玉帶”和“緋衣”這兩件東西，只要有其中一件出現，上朝的官吏無不戰戰兢兢，心驚肉跳。

從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到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與百姓密切配合，嚴厲打擊貪污腐化。那個時候，幾乎無日不殺人。在洪武時代做官，真的是一件極為危險的勾當。傳說當時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必與妻子訣別，到晚上平安回家便舉家慶賀，慶幸又活過了一天，當真印證了“伴君如伴虎”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