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 是奸惡宦官 還是維穩能臣？

歷史書籍或者劇集中常常出現這么一句：閹黨誤國，出演宦官的角色多是白臉無須、一臉奸詐，這些宦官也常是媚上欺下、心狠手辣之輩。《新龍門客棧》里面的東廠督公曹少欽，以及《笑傲江湖》中的東廠廠公，都是這樣一類貨色，這源于歷史上自漢末十常侍，而到明末宦官留下的極其惡劣的名聲。

但是，宦官這一特殊的人群，是歷史發展中出現的特殊的產物，真正歷史上的宦官也并非臉譜式千篇一律的白臉奸角。唐玄宗時輔助朝政的高力士被稱為“千古賢宦第一人”，明成祖時期的三寶太監鄭和以一殘軀而名揚萬國，而一位身負罵名數百年，常引起極大爭論的，便是“九千九百歲”的魏忠賢。

魏忠賢少時沒有什么才干，混跡街頭，常與他人賭博輸錢，人近中年后自行閹割，改名參加宮內宦官選拔，于萬歷中期被選入宮中。明廷宦官選拔極其嚴格，自明宣宗起征學士為宦官講學后，識文斷字已經成為宦官的基本技能，而魏忠賢卻少時貧寒根本不識字，可知他剛入宮時是多么困窘的境地。

內廷之中心計爭斗往往十分激烈，不是狡黠聰警之人，根本沒法生存，更遑論步入高位。魏忠賢卻很有遠見，聰敏機靈，極其善于結交貴人。先巴結到太監孫暹，進入掌管內廷布匹物資的甲字庫，后又得到魏朝的賞識，得以結交司禮秉筆太監王安。“形質豐偉，言辭佞利”，長得不錯又很會講話，頗有遠見地，牢牢吸引住當時還是皇長孫朱由校乳母的客氏，兩人結為對食，關系越來越親密。自此，魏忠賢完成原始資本的積累，為日后飛黃騰達打下堅實的基礎。

隨后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大肆封賞其東宮舊人，魏忠賢得此而升任司禮監秉筆太監，并兼提督寶和三店。魏忠賢不識字但能博聞強記，又擅于揣測皇上心意，因此很得朱由校的信任，處心積略在宮內營結其他太監，后又設計除掉了王安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勢力。

自明神宗多年怠政起，朝廷形成各方勢力相互攻訐，肆意排擠，是為黨爭。而以顧憲成為首組織起的東林朋黨“以危言激論相尚”，并且打著清談廉政的名號，吸引了大量的士人依附，成為了明末一個相當具有爭議的隱形組織。

而這些東林志士常常不顧場合和現實情況，對朝政做出激烈的諷刺，甚至攻擊內廷之事，可見其熊膽極大。天啟二年，初夏下起冰雹，東林黨人周宗建上書說冰雹下的不合時宜，將此誣賴為魏忠賢的讒言和邪惡造成的，隨后還有一批黨徒附和。這些毫無說服力的理由，朱由校當然不會輕信，這些清談之士暴露出極其幼稚的政治觀，也讓朱由檢毫不猶豫的更加排斥不重用他們。

魏忠賢因此意識到外廷的重要，逐漸在私下培植個人勢力，憑借朱由檢的寵信和權威，在一些官職上安排植入自己的親信之人，打壓與其對抗的官員。此時的魏忠賢，還不敢太過于囂張，更多的只是和一些低位的言官過招。

在打壓王文直之時，撤換違背其意的執掌鎮撫司劉喬，引起東林黨眾的全面反擊，御史李應升就內廷操練士兵的事進諫，給事中霍守典因魏忠賢乞求祠堂匾額而進諫，御史劉廷佐以魏忠賢濫加蔭封進諫，全部都被魏忠賢矯旨捉拿，此舉引起擁戴熹宗即位有功的副都御史楊漣的極大憤怒，上書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宗罪。

魏忠賢慌不擇路，向時任禮部尚書的東林元老韓爌哭訴請求調解，韓爌不答應后，只能向朱由校求救，在客氏和王體乾的維護下才得以幸免。由此可見，魏忠賢并非一手遮天，敢擅權處置的不過是一些低級別的言官，而當真正引起高官的反感，魏忠賢的處境也是相當危險。

這從另一個方面也可以看到，官員上達天聽之路并未堵塞，朱由校雖在內廷擺弄木匠之活，卻實時掌控著外廷的動向，稍有風吹草動都能立即獲知，朱由校任由魏忠賢在外廷攻擊官員，其一是樂得清閑，其二也是想借此壓制外廷黨爭。

此事過后，滿朝文武都看出朱由校對其信任有加，不可輕易撼動魏忠賢在其心中地位。魏忠賢則異常惱怒，隨后更加肆意營黨結私，展開對東林黨的全面反攻。朱由校也樂于利用魏忠賢打壓東林黨眾，平衡朝中勢力。

從天啟二年直至天啟七年，魏忠賢將東林黨眾幾乎全部排擠出朝廷，肆意安插自己的親近之人。對朝臣和百姓都采取高壓的措施，四處流民起兵但都很快被平滅，遼東戰事相久持平，與荷蘭兩次在澎湖交戰都取得勝利，不得不說魏忠賢且具有一定的軍國政治手腕。

但是明末朝綱崩塌，黨爭紛擾，東林黨眾所提倡的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反對權貴貪縱枉法也不過是面子工程，在廟堂之高尚且無人真正關心民間疾苦，處江湖之遠反而清談廉政愛民，處處阻礙朝政。無論是哪一方勢力，都未能真正想辦法解決，明末最為關鍵的百姓生存問題，無非都是維持勢力均衡，太平即可。

魏忠賢獲得朱由校全心信任之后，更加囂張跋扈，肆意封賞親近之人。滿朝文武巴結認作干爹，出行帶刀錦衣衛開路，士大夫行五拜三叩頭禮，口呼九千九百歲爺爺。更為過分的是，魏忠賢竟然派其侄子魏良卿代天子供祭南北郊社，祭祀太廟，朱由校竟昏聵而至如此！天下之人都覺得皇權已經旁落，而當任何權臣影響到皇帝的權威并引起大眾的猜疑時，那么他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

天啟七年八月，明熹宗駕崩，信王朱由檢即位，是為明思宗，時年十六歲。朱由檢還是信王的時候，就表露出對魏忠賢等的厭惡，剛一即位，楊所修等官員攻擊閹黨“五虎”之首崔呈秀，來試探皇帝心思，朝堂之上也都議論紛紛。

朱由檢雖然尚未發作，可滿堂文武心知肚明，于是由一貢生彈劾魏忠賢十宗罪：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剋削藩封，六無圣，七濫爵，八掩邊攻，九朘民，十通關節。仔細研讀這十條罪證，我們會感覺到魏忠賢并沒有后世史者描述的窮兇極惡、罪大惡極。

朱由檢最不能忍的其實就是第一、二條，這點也是朱由檢誅殺魏忠賢的主要原因。魏忠賢“九千歲”的勢頭意味著皇權的旁落，而初登極位者最關心的事情便是集中權力，樹立權威。第三條純屬牽強附會，魏忠賢勸明熹宗在宮中操練會武功的宦官，是為保護熹宗，畢竟那時黨爭嚴重，形勢頗為惡劣。倘若魏忠賢有心起事，在崇禎開始準備動他時，就不會束手就擒，更不可能畏罪自殺。

第五、七、九、十條，試問明末，除了少數極其清廉、像海瑞那般偏執狂的官員，誰沒有做過？就連袁崇煥也替魏忠賢上書替其建立生祠。魏忠賢被彈劾之后，不足三月，朱由檢將其發配至鳳陽守陵，后來又下令捉拿魏忠賢時，他畏罪自殺。

魏忠賢等閹宦之害不可不大，只是這一切，都是在“木匠皇帝”的授權和指示下才發生的，而對于這樣一個無道昏君，《明史》還記述其“帝性機巧”，魏忠賢就是在權勢最耀之時，也未能真正掌控朝廷，不然朱由檢何以一繼位，就有楊所修等人可用。魏忠賢數百年的罵名，絕大多數是替明熹宗背了鍋而已。

朱由檢誅盡魏忠賢一眾黨羽，通過這樣的雷霆手段向朝堂百官展示了皇權所在，也展現這個少年天子不同常人的城府和意志，為其后來主政十七年打下了穩定的基礎。朱由檢繼位后，立即重用天啟年間被打壓下去的東林黨，而此時的他們，卻不再是天啟初年真正正直廉潔的官員。

明熹宗在病危之時諭示“魏忠賢、王體乾忠貞可計議大事”，這些話就是說給其弟朱由檢聽的。熹宗讓崇禎好好用魏，這個用是利用，利用他平衡內外朝勢力，熹宗認為他的弟弟有堯舜之能，再加上魏忠賢的用處就可以使國家走的更好。崇禎一開始不信，后來才意識到平衡的打破，卻又沒能找到更到的御下之術，只能信賴更多的宦官，可這些宦官既沒有魏的膽識能耐，在朱由檢手下也不可能得到那么大的權力，所以根本成不了氣候。

由此可見，宦官之禍非在于宦官本身，而在于君臣之間。明朝多年積攢下來的弊端矛盾在崇禎朝全面爆發，大明已經完全承擔不起任何的折騰了。

魏忠賢害政，壞不在魏忠賢這個人，而在于政治結構的失衡，任何一個有野心的官員，掌握巨大的權力后都會害政。熹宗在位時，魏忠賢的行為都得到了皇帝的默許，被官員彈劾時他也非常害怕，朱由檢登基之初，要其死，他同樣也沒有反抗。說明皇權是仍然牢牢掌握在皇上手中，另一個角度可以看出魏對皇上的忠誠，對于皇權的維護。魏不能因此說能力顯著，功高蓋世，只能說是一張雙刃劍，皇帝能用好，可以平衡內外廷，若用不好，也難保魏最后利欲攻心，作出對國家更不利的事情。

東林黨空談誤國，這個空談就是總想一些不切合實際的事情，和遠大崇高的圣人思想，而真正到實際問題上來，全部都變了樣。真正的政治問題需要一定特殊手段，而這些特殊手段的施壓者只有魏忠賢等愿意去做，這最后卻成了為其組織的罪名。

東林黨爭之禍更嚴重的是在于結黨營私，排擠不是自己陣營的官員。當這樣的一批人多聚集在一起，雖然口頭上是為國為公，實際問題上卻是個人利益為大。常言讀史論今，現代社會上也會有很多這樣的人，站在自己的角度肆意攻擊別人，卻常常自詡為了集體利益，以一點瑕疵而掩飾別人所有的優點，危害極其之大。

崇禎在京師攻破危難之時，敲鐘百官不應，城門都被封鎖，四處求援官員卻緊閉大門不納，此時崇禎內心肯定十分崩潰且憤怒不已。后來于煤山自縊前寫在滿朝文武皆可殺之類的遺言，不知他那時是否真的像某些謠言所傳，覺得“忠賢若在，事不至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