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起兵造反 為何朱允炆屢次錯失良機？
公元1398年閏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駕崩，二十一歲的皇太孫朱允炆即位，次年改元建文，這就是明朝第二個皇帝建文帝。
這位在位僅四年，被叔叔朱棣篡權成功的失敗帝君，在歷史上卻得評價甚高，朱元璋的遺詔里說他“明仁孝友”，可稱是仁德之君，清歷史學家徐元文也曾說他“若無篡逆之亂，必修德安民，開一代盛世也”。普遍的觀點認為，如果當初朱棣接受了朱允炆登基的現實，安心做一個藩王，朱允炆也必將成為一個堪比歷代仁君的好皇帝。
而觀其一生的“善舉”，事實也似乎如此，從建文元年(1399年)開始，朱允炆即大刀闊斧，對朱元璋時代的諸多制度進行更化改革，史稱“建文新政”。新政的主題恰如其年號“建文”一樣，與前代的“洪武”相對，施行重文臣，興儒學的“仁政”。即位第一個月即下令全國復查“冤案”，對洪武時代的幾次大案重新核查，力求“從寬”，赦免無辜者數萬人。許多被朱元璋流放邊關的文臣也得以提拔，甚至入主中央。進而修訂《大明律》，刪掉其中諸多苛刻刑法，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署更進行“機構精簡”，戶部和刑部下屬的各類司級機關從12個縮減到4個，但有些部門則進行“機構擴充”，如翰林院和國子監。官職級別也發生變化，六部尚書的品級從二品提高到一品，皇帝身邊則形成了齊泰，黃子澄，方孝孺三人組成的“參議”，即后來明“內閣”的雛形。賦稅政策也大做調整，改變了洪武時代對江南地區的苛刻重稅，改為輕徭薄賦。甚至曾一度在方孝孺的建議下改革國家土地制度，恢復西周時代的“井田制”。上述種種“善政”，六百年來史不絕書。有些政策固然理想化甚至不切實際，但諸如“內閣”等制度，文臣治國的理念，實際上也被后世皇帝接納并延續下來。歷代史家對其評價甚高，由此不足為怪。
既是“善政”，又為何招致戰亂呢？這就是靖難之役的“導火索”—削藩。
臺灣歷史學家李敖曾在一篇文章里如此諷刺建文帝的削藩政策：朱允炆的削藩，正像北宋軍隊打仗，開始的時候捷報頻傳，斬獲連連，卻突然一個挫折，接著就是昏招連連，連戰連敗，最后敗到一發不可收拾。
說“削藩”，這是朱允炆在做“皇太孫”的時候就有的一塊心病，畢竟深知自己年紀幼小，諸藩王“叔叔”皆手握重兵，自然如鯁在喉。黃子澄曾寬慰他說：“漢景帝在位時，諸王也多不法，釀成七國之亂，可漢景帝派兵平定，立刻都土崩瓦解”。此言讓朱允炆稍稍心安，后來朱允炆也曾請教朱元璋，朱元璋反問他該怎么辦，朱允炆思來想去答道：先用德爭取，再用禮規范，再不行就改封地，還不行就削藩，如果都不行，只能兵戈相向。朱元璋很滿意，贊道：“甚好，甚好。”
而觀朱允炆削藩，論開頭，也可為“好的開端”。早在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朱元璋撒手人寰后，即頒布“遺詔”，各地藩王所屬的文臣武士，除藩王的親身“護衛”外，皆由中央節制。初步掌控了各藩鎮的“軍政大權”，繼而朱允文與其老師齊泰，黃子澄密謀，采納黃子澄“斷燕王朱棣手足”的建議，先將河南周王與山西代王以“貪橫暴虐罪”逮捕，繼而周王被發配云南。眾文臣窺得風向，紛紛見風使舵，上書力陳大規模“削藩”?！绊槕褚狻毕?，建文帝再接再厲，洪武三十一年五月，珉王被召入京“切責”，湘王不堪忍受屈辱，憤然自焚。齊王被廢為庶人，關入大獄，數月之間連出重手，將當年向朱元璋陳述的“五步走”連貫動作一氣呵成，直鬧得諸藩國人心惶惶。
噩耗連連，“主要對手”朱棣也緊張，加緊招兵買馬準備戰爭，并與北邊的韃靼部落訂立盟約。建文帝也毫不落后，先策反了燕王府官員葛誠，成為自己耳目，繼而以防備蒙古為名，派親信將領張芮駐北平北面的開平，遣謝貴為北平指揮使，接掌北平軍權，里里外外對朱棣形成夾擊之勢。
建文元年三月，朱棣入京朝見，有大臣建議建文帝借故將朱棣捉拿，未被允準，繼而建文帝派宋忠率精兵三萬駐開平，五月，朱棣派兩個兒子朱高熾，朱高煦入京朝見，又有大臣“舊話從提”，要建文帝扣押兩皇子以挾持朱棣，再被拒絕。最終放虎歸山，歸家后，為掩人耳目，朱棣開始“裝瘋”，成日瘋瘋癲癲，做病入膏肓狀。七月，在得到葛誠密報朱棣已然籌謀起兵后，建文帝終下決心，命北平指揮使張信逮捕朱棣，誰知張信火線倒戈，向朱棣告密，朱棣果斷行動，先誅殺建文帝派在身邊的眼線葛誠，繼而火速舉兵，殺死建文帝駐北平親信張芮，謝貴，控制北平城，繼而殺退駐開平的宋忠的三萬精兵，正式舉起了“造反”大旗。
今人對這段“削藩”過程頗多非議，認為既然削藩的主要對象是燕王朱棣，就該從一開始直搗黃龍，先將朱棣削藩，而照黃子澄的方式，實為“先易后難”，到頭來朱棣毫發未損，各藩國卻被“得罪光”。這個此時捷報頻傳的過程，素來被看做建文帝的敗筆之一。而在之間，兩次可以拘捕朱棣的機會皆被自己放過，更令后人指摘不已，稱之為“天予不取，必受其咎。”但仔細觀其過程，朱棣兩次覲見，第一次是諸藩王人心惶惶時，恰如齊泰所言：“擅扣燕王，恐激諸藩眾怒”。第二次朱棣兩皇子覲見時，黃子澄諫道“放歸二子，以德化感燕王，可成陛下美名?！痹谳p易不愿釀成兵災的建文帝眼里，這必然成為他的第一選擇。而說到“先易后難”的削藩選擇，對于行事力求穩妥的建文帝來說，也是必然會采納的。
但對照之前的漢朝“七國之亂”，以及后世的清朝“三藩之亂”，我們不難看到建文帝的最大“錯處”。三次“削藩”，共同的道理只有一句話：削亦反，不削亦反。既是無可回避的戰爭，最重要的自然是戰爭準備，而這，恰是建文帝，及其“師傅”們最大的疏漏。直到戰爭打響后，建文帝還反復告誡前線諸將，不要傷害朱棣，原因是“勿使朕有殺叔之名”。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
明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7月)，燕王朱棣在北平舉兵造反，以“清君側”為口號，拉響了持續三年的“靖難之役”的大幕。
大戰驟起，朱棣先聲奪人，先敗宋忠的三萬精兵，繼而連克云中，開平，懷來，上谷，永平，皆是建文帝事先安排的牽制朱棣的“防區”，此時盡皆攻克，如雷轟頂的建文帝，也迅速做出了反應，派出了以長興侯耿炳文率領的三十萬“中央軍”，出師討伐。
由此牽出了朱元璋為建文帝做的最后一個苦心安排—長興侯耿炳文。
耿炳文，鳳陽人，淮西舊將的老班底，大明開國功臣，靖難之役爆發時，時年六十五歲，可謂久經沙場。在漫長的三年靖難之役中，他留給歷史的只有短短一瞬，但他卻一度是最有可能改寫朱允炆命運的人。
之所以這樣說，還是由于他的作戰特點---擅守。朱元璋爭天下時，他曾受命鎮守江蘇長興達十年，其間數次以少勝多，擊敗朱元璋勁敵張士誠的瘋狂進攻。也因戰功為封為長興侯。在朱元璋麾下的各路英杰，乃至彼時中國的將領中，他是最擅打防御戰的人，他不僅防御經驗豐富，且軍事思想卓越，其提出的“以戰車克胡騎”的作戰思路，在明朝中后期被戚繼光，俞大猷，孫承宗等人發揚光大，成為明軍的主戰法。朱元璋留下他的苦心正在于此----一旦國家有事，一個耿炳文就足夠鎮守邊關。而從靖難之役的局面看，大勢更是清楚，起兵造反且部隊多騎兵的朱棣，最大的特點是擅攻，最有利的局面是速戰，一旦戰局拖向相持乃至寸步不前，就是朱棣的滅頂之災。對于耿炳文乃至建文帝來說，平亂的方式很簡單---守住，便是勝利。
但急于求成的建文帝給耿炳文的命令卻是“火速堪亂”。接著同年九月，耿炳文率軍在河北真定與朱棣激戰，朱棣先以夜襲的方式，相繼殲滅耿炳文屬下的潘雄，楊忠部，出戰遇挫的耿炳文收縮兵力，死守真定，數次擊退朱棣的進攻，終將局面拖入對“中央軍”有利的相持戰軌道。豈料后院起火，建文帝聞敗報后大怒，申斥耿炳文“一戰而摧鋒”，于同年十一月派已故曹國公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接替耿炳文，率五十萬大軍北征朱棣。這個本可建立平叛奇功的老將，就這樣告別了靖難之役的舞臺，兩年后，坐穩江山的朱棣，以“擅用宮廷物品違制罪”，將之賜死。
靖難之役中，建文帝的又一次獲勝機會，又這樣輕易的放棄。放棄的表面原因，是“帝師”黃子澄對李景隆的傾力推薦。君臣短視，急功近利，又怎能不敗。
建文帝很快為自己的短視付出了代價，建文元年11月，李景隆率五十萬大軍攻北平不克，被朱棣擊潰，繼而又在建文二年五月，在白溝河與朱棣決戰，以眾擊寡下，竟然在戰局相持階段臨陣崩盤，導致五十萬大軍全軍覆沒。用人不當的結果，很快就以戰場上的崩潰來“埋單”。北方戰場，幾乎敗至不可收拾。
好在危難時刻見英雄，先是山東布政使鐵弦死守濟南府達三月，硬是頂住了朱棣的攻勢，保住了山東不失，同年十月，新任大將軍盛庸率部在山東東昌與朱棣鏖戰，憑火器弓弩大破朱棣騎兵，殲敵一萬多人，興奮得建文帝忙向太廟告祭。次年二月，建文帝轉守為攻，派盛庸率三十萬大軍北征朱棣，雙方在夾河鏖戰，盡管盛庸敗陣，卻也殺掠朱棣部燕軍甚重，尤其搞笑的是，兩戰之中，朱棣數次陷入盛庸火槍隊的重圍，卻皆因建文帝“勿讓朕有殺叔之名”的訓誡，令朱棣平安突圍而去，否則這場慘烈的鏖戰，或許早已劃上句號。
此時歷史再次給了建文帝機會，戰爭已經進行了近三年，雙方在山東，河北一線相持，互有勝負，誰也進退不得。但是在補給，資源，人心等各方面遠占優勢的建文帝一方，在這種消耗戰里的位置顯然是有利的。拖得越久，朱棣就越入死地，久戰不克下，朱棣也曾心灰意冷，對謀士姚廣孝戲言說：“早知今日，不如歸家做一平頭百姓”。急得姚廣孝憤然大呼：“殿下，若敗我等恐連做百姓也不可得”。怒吼之下，方激起心灰意冷的朱棣的死戰之心。
絕境之下，朱棣鋌而走險，建文四年(1402年)一月，朱棣率輕騎繞開明軍山東防區，大迂回直搗南京，兵臨長江沿岸宿州，明將平安火速回援，在宿州淝河與朱棣相持，雙方互有殺傷，而明將盛庸則抄后路，斷絕朱棣后援補給，明將徐輝祖(徐達之子)等人也率兵增援，將朱棣陷入合圍。前后夾擊下，朱棣屋漏偏遇連夜雨，軍中瘟疫流行，死傷大半，諸多將領也紛紛苦勸撤兵。又是方孝孺力阻，但這位籌謀叛亂多年的王爺，此時腹背受敵，終陷入走投無路的絕境，“甕中捉鱉”，結束靖難之役，宛然就在眼前。
然而歷史卻在此時再次露出了他的黑色幽默，得知明軍連捷后，“大儒”方孝孺擔心“京城兵力單薄”，勸說建文帝回兵守衛京城，建文帝再次做出了錯誤的選擇。一紙調令，淝河一線“中央軍”盡撤，只留平安一支人馬與朱棣周旋，而此時，背水一搏的朱棣發動了最后一次決死的攻擊，結果平安部大潰，平安本人被俘，而撤退的“中央軍”，也被朱棣發動“騎兵的機動性”，于沿途盡數消滅。一紙調令，終親手毀掉了建文帝最后的“嫡系部隊”。然而就是朱棣節節勝利，連下蚌埠，泗州，揚州，兵臨京城下，建文帝慌忙令群臣出外“募兵”。并向“恩師”方孝孺繼續問計，這位幫了無數次倒忙的“大儒”吭哧半天，終蹦出一句：“長江自古天險，京城堅固，可擋百萬兵”。
但這次方孝孺說的是實話，京城尚有幾萬殘兵，出戰雖不能，據城防御卻尚可。外出求救的齊泰，黃子澄也初見成效，幾支“勤王”兵正火速趕來。這是建文帝最后的機會---堅守待援，成敗的關鍵，是守住京城。而建文帝也堅定了這一選擇，他拒絕了群臣要求“遷都”的建議，下令整治城防，準備決戰。
防御的重任，卻交給了一個最不該交給的人---李景隆。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1403年)，李景隆勾結朱棣，打開城門，燕軍兵不血刃破城。走投無路的建文帝在皇宮里焚起一把大火，然后不知所終---這是他一生里犯下的最后一個錯誤，卻是最無可挽救的錯誤。
來龍去脈講完，或可對建文帝有一個綜合的評價。
他勤政愛民，寬厚仁慈，友愛親族，施行仁政，在位四年除“靖難之役”外，所作的一切似乎都符合“仁君”的標準。他所創立的制度，許多也為后世明朝帝君所延續，也似有遠見卓識，有關他的失敗，后人更多的歸結為方孝孺，黃子澄，齊泰三位大臣“腐儒誤國”，可細細盤點，削藩之時，瞻前顧后，猶豫不決，自失良機，大戰初起，發“勿讓朕有殺叔之名”的圣諭，貽笑大方，初戰失利，不由分說撤換了彼時中國最杰出的“防御戰專家”耿炳文，啟用毫無作戰經驗的“花花公子”李景隆，戰場局面轉機時，卻誤信人言，發圣旨“瞎指揮”，斷送大好戰局，兵臨城下時，再次用人不當，最終徹底敗亡。觀這個素來被認為“可憐”的皇帝，累累昏招，卻正見其“可悲”之處。
而與他英年早逝的父親朱標相比，“寬仁孝友”“禮賢尊儒”，確實“形似”，治國經驗匱乏，缺少理政經驗，這是年齡造成的差距，也可在實際中錘煉。最最缺乏的，恐怕就是朱標“外柔內剛”的本性，大是大非面前敢堅持，外面寬柔，內心果敢的朱標，是敗亡的朱允炆未曾學會的，步步昏招，實則來自于此。而這，恰是作為一個“圣君”，最應有的素質。
恰如海外華人學者黃仁宇對建文帝的評價：即使沒有那場戰亂(靖難之役)，朱允炆也注定不是一個好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