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與晚清 大清一個女人和一個時代的背影
I.T.赫德蘭在《一個美國人眼中的慈禧太后》中稱：“慈禧太后在中國歷史上沒有第二人，在世界歷史上也絕無僅有。她不僅在上上世紀后半葉統治了大清帝國，她的統治推遲了大清帝國的滅亡，她還把中國政治家們所能想到的某些改革措施也付諸實踐了。和滿族的其他婦女相比，她可謂鶴立雞群、出類拔萃。和其他民族的婦女相比，她同樣毫不遜色。就性格的堅強和能力而言，她和任何人相比都不差。我們不由自主地欽佩這個女人，她小時候在家里幫母親干雜活，后來被選入宮做了貴人。她是一個皇帝的生母、一個皇帝的妻子。她立了一個皇帝，她還廢了一個皇帝，她統治中國將近半個世紀--而所有這些都發生在一個婦女沒有任何權力的國度。”
外國人對中國的歷史不太了解，所以他們說出來的話略為顯得夸張。不過，有一點他說對了，那就是100多年前的清朝，的確是個婦女沒有任何權力的國度。正因為如此，慈禧太后才顯得那樣的突出與另類，她不僅讓當時的男人們感到狼狽不堪，也讓后來的男人們感到義憤填膺甚至惱羞成怒。
不可否認，慈禧太后不是什么政治家，她的政績也不怎么光彩照人，用現在的話來說，那簡直就是禍國殃民、遺患無窮。但是，歷史選擇了慈禧太后，而且對于她個人來說，她成功了，因為她以一個女人的智力與才能，在近半個世紀的統治里保住了這個不斷下墜的王朝沒有在她手里江山斷送;但對整個國家發展而言，慈禧太后毋庸置疑地失敗了--但這并不意味著別人就一定做得比她更好，因為歷史證明，后來的很多人做得比她更壞。從“老佛爺”到“一代妖后”，劇烈沖突的歷史觀總會讓人感到無所適從，而“臉譜化”的歷史認知更是讓真相遠離。問題其實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復雜，說白了，慈禧太后只是以一個女人的身份在管理這個國家，而之所以要這個女人出面，主要是因為這個國家總是皇帝太小或者根本就不成器，這對于一個積習千年的皇權社會來說，是何等的糟糕與背運，又是何等的艱巨與難堪。歷史將慈禧太后推上了前臺，在深刻而無奈的現實面前，她別無選擇。
慈禧的上臺，正是大清國風雨飄搖的危難之時：英法聯軍洗劫北京，太平軍占據半壁江山，捻軍等起義軍不斷起事，帝國幾無寧日。國事如此焦頭爛額，估計這也折了咸豐皇帝的壽，結果咸豐一死，便剩下孤兒寡母--咸豐的子嗣不旺，31歲的他只有載淳這一個兒子，由此皇位繼承人毫無爭議，慈禧太后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了皇太后。“母以子貴”是無法改變的事實，而這也決定了整個清末的歷史走向。按清朝的祖制，女人是不能干政的，更沒有皇太后垂簾聽政這一說。咸豐自然考慮到這點，于是他在臨死之前安排了八個輔政大臣，但是他怕這些大臣日后篡權，最終又決定將自己的兩個印章賜給皇后和小皇帝，以后所有的諭旨都需要在正文的前后蓋上印章，否則便是無效。小皇帝當時只有6歲，當然無法承擔起領導國家的責任，于是他的那個印章自然由慈禧太后來掌管，這就形成了兩宮太后和八大臣共同執政的權力運作模式。
這種平行的權力模式，看似平衡了雙方勢力，但雙方的合作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八大臣認為兩宮太后不過是深宮中的女流之輩，頭發長、見識短，按祖制亦不當干政，因此打算將她們看成蓋章的機器，并不想讓這兩個女人插手具體的政務;而慈禧對此極不滿意，她認為自己和慈安太后既有鈐印之責，便是最高權力的代表，八大臣不過是輔政而已。在迅雷不及掩耳間，慈禧與恭親王奕聯手發動的政變便取得了成功。對于八大臣的無能，很多人表示不理解。其實問題很簡單，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在政變中一舉成功，關鍵還是她有小皇帝撐腰，即所謂的“皇權”。在專制社會里，皇權就代表了最高的權威，八大臣能力再強也無法與之對抗，最后只能乖乖地束手就擒，否則便是叛臣逆賊，天下人得而誅之。在當時的社會里，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小皇帝是最大的王牌，慈禧也由此成為清廷最后的負責人。皇權思想之殘酷，雖獨夫民賊亦不可或缺，也無法挑戰。
但是，初抓權柄的慈禧太后畢竟學識有限，她小的時候家境并不好，在當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社會里，既無機會也不可能接受非常好的教育。但機會是要靠人去爭取的，慈禧進宮后，蒙上天眷顧生養了一個兒子(也是咸豐唯一的兒子)，這才受到了咸豐的重視。而咸豐因身體多病而懈怠于朝政，這又給了慈禧接觸朝政的機會。在代丈夫批閱奏章的學習中，慈禧的權力欲望也由此一發而不可收拾。比慈禧年長2歲的恭親王奕，在當時的皇族中被公認為是最有能力的，但限于名分所定，在咸豐生前他不能和哥哥去爭，咸豐死后他又不能和侄子去爭，這注定了奕只能做個賢王，為死去的皇兄和活著的皇嫂及侄皇帝效勞一生。對于這點，慈禧心知肚明，她也算是識人善用，給了奕成就生平抱負的機會。但是，奕太有能力，慈禧也是時時刻刻加以提防，以防止這個皇叔威脅到自己兒子的地位。
學識與能力姑且不說，但慈禧的馭人權術確實是有一套。在平定太平軍和其他亂事后，慈禧將該收回的軍權堅決收回，該放權的時候又絕對信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處理得很好;而在內亂后的重建中，慈禧與奕乃至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漢人督撫的配合默契，由此出現一段難得的“同光中興”也不是完全偶然。實事求是地說，此時的慈禧的確非常虛心，她在處理政務之余也在不斷加強學習，從寫一道百余字的諭旨出現十幾處錯別字到對朝政的處置游刃有余、從容應對，這說明慈禧的學習和適應能力是非同尋常的。在執政的最開始，慈禧可能只是想給兒子同治看好江山，屆時將權力移交給長大的皇帝，自己則可以安然退養--這從她每次撤簾歸政前總是熱心于修建園林工程可以看出--這種心態，歷史學家唐德剛稱之為“姨太太”心理。由此也可以看出，慈禧并沒有做大事的抱負，她的最終目的不過是為將來的小皇帝作一過渡--晚清之所以不能和日本明治維新或者德皇、沙皇等相比，原因還在于慈禧這種“女人當政”的心態--她不是皇帝，也沒有進取心，最多只能守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