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丞相李斯：只因沒道義只講權(quán)術(shù)埋下滅亡禍根

到了秦國的李斯很見機很乖巧地先投靠左右秦國實際權(quán)力的呂不韋，并取得了他的信任，被任命為郎官。這樣他就有了游說秦王的機會。李斯非池中之魚，他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借秦王的軍隊、財富、權(quán)勢、國土及國土上的人力，來實現(xiàn)自己的偉大抱負。在與年輕的秦王談論中，他又一次提到了“時”—時機。他極具煽動性地說，當前是“滅諸侯，成帝業(yè)，為天下一統(tǒng)”的“萬世之一時”。而且這個“時”，稍縱即逝：等到山東諸侯再次恢復元氣，也恢復他們的理智—再次聯(lián)合起來時，即使黃帝再世，也無法一統(tǒng)天下了。天佑暴秦！在天才商人呂不韋垂暮，進取銳氣漸失的時候，又為秦國送來了一個精通“帝王之術(shù)”的李斯，在秦國的肌體上，又補充了新鮮的血液！而這血液，又是何等活躍，騷動，充滿毒素，富于攻擊性！

但李斯的到來，終斷了秦國改善自己形象的機會。呂不韋晚年召集門客著《呂氏春秋》，并懸之國門，我以為這是他試圖引進百家思想，填充秦人一張白紙似的腦瓜。是的，秦是公認的“虎狼之國”，它在當時各國中幾無信任度。一直以來，它只有策略、權(quán)術(shù)及攻殺手段，而并無理論，并無任何價值取向與價值堅持。政策和策略是秦的生命。藺相如曾一針見血地總括秦的不光彩的外交史：“秦自穆公以來二十余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為什么不能“堅明約束”？就是因為沒有價值約束，沒有人文取向。可憐可敬的呂不韋，他定是預見到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即將隨著據(jù)說是他自造的那個孽種的逐漸長大而終結(jié)，于是，他想在他被徹底清除之前再做一件大事，那就是，為秦國，為這一必將統(tǒng)一天下的新王朝找到一種統(tǒng)治理論。而他在《呂氏春秋》中雜取百家，雖然不能說他完成了新理論的構(gòu)想，但也顯然是在試圖改變秦人一直以來的殘暴不文的形象—可怕的是，這一國家形象，是如此富有戲劇性地集中體現(xiàn)在新秦王嬴政的身上—他鼻如黃蜂，胸如鷙鳥，聲如豺狼，眼睛細長，令人不寒而栗，一望而知是個陰險毒辣、刻薄寡恩、心似虎狼、貪殘好殺的人物。

這簡直就是秦國國家形象的象征。這形象直接嚇跑了大梁人尉繚。秦國太需要把自己文明化了！太需要改變以往的形象了！作為邊鄙小國，它可以以無賴的面孔占得一些便宜，但要走向政治中心，它難道不需要哪怕是偽裝的文明與禮儀么？但李斯的到來，使呂不韋的一片苦心付之渭水東流。秦以后即便在武力上統(tǒng)一了中國，但它自身仍是無賴。它完全不能勝任新的角色：在二世胡亥的身上，我們可以充分領略到這代代血脈相傳的無賴本質(zhì)，以及握有權(quán)力之后，更無以復加的丑陋。班固很粗野地罵二世是“人頭畜鳴”。是的，一個肉體骨骼像人，而精神還停留在野獸階段的怪物—他的祖先一直不愿在這方面有所進化。在冷兵器時代，文明與野蠻的沖突中，野蠻總占著莫大的優(yōu)勢的。

李斯帶來的是一套可以立竿見影的計策。其中包括對六國人士的賄賂和暗殺。他是國家恐怖主義活動的倡導者。我以為與其說李斯繼承了他老師的思想，倒不如說他撿起了他同學的理論;與其說他在秦國推行他同學的理論，又不如說他只是支離破碎地從《韓非子》中隨機地抽出一些有臨場用途的東西，來為他的行為找注腳。我們讀他的大作《諫逐客書》可以發(fā)現(xiàn)，和先秦諸子相比，除了抄自他老師荀子的“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幾句外，這篇鴻文中根本沒有任何人文背景和道德根基！它只是相當聰明的滅六國強秦國的策略而已！先秦諸子大多只講道，而不屑于或羞于談權(quán)，商鞅、李斯等法家則正相反：棄道用權(quán)！只講權(quán)術(shù)，不講道義！沒有道的約束，權(quán)術(shù)會演變成何等恐怖模樣？

在大學課堂講司馬遷的《項羽本紀》時，我對學生說，項羽是有愛憎而無策略的;劉邦則是只有策略而無愛憎。所以，一個可愛可惜，一個可憎可懼。那么，李斯怎樣呢？他只有策略而無原則！甚至一些最基本的、為先秦諸子各家各派所堅守的人道原則他都沒有！他在荀子那里真是白學了！那么偉大的老師和那么杰出的同學，對他都是浪費了。他只是一架追名逐利的功利機器，難怪他永遠那么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