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文人傅斯年的愛國心 曾怒斥北平市長秦德純

傅斯年被譽為“國士”，被贊為“大炮”，并非沒有來由。他富于民族氣節，極具戰斗精神，寧肯斷頭，決不屈膝。

當敵寇猶如蝗蟲和黃蜂一般集結，準備瘋狂入侵的時候，中國民間反抗者的表現方式各不相同，江湖豪杰斷發文身，知識精英蓄須明志，馮友蘭和聞一多就是在抗戰時期成為了“美髯公”。傅斯年是五四斗士，也是歷史學家，他的做法很特別，給兒子取名仁軌，可謂態度鮮明。很顯然，這個名字有出處，有典故。劉仁軌是唐朝大將，駐守朝鮮，抗擊日軍，打過極其漂亮的殲滅戰。

抗戰期間，傅斯年為兒子傅仁軌書寫文天祥的《正氣歌》，囑咐他“日習數行，期以成誦”，告誡他“做人之道，發軌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則必為生死所困，所以異乎禽獸者幾希矣”。

南宋滅亡后，文天祥被囚禁在大都(今北京)，長達三年，元世祖忽必烈不想殺他，而想用他，于是讓十二歲的宋恭帝去獄中勸降。文天祥見到宋恭帝趙隰的那副委瑣熊樣，仿佛萬箭穿心，但他仍以“君降臣不降”五字斷然峻拒。傅斯年是北人，文天祥是南人，北人素來輕視南人的骨氣，然而悠悠數百載，畢竟會有例外。

1935年，神州大地風云變幻，形勢危如累卵，日本人大肆鼓噪“華北五省自治”。畏敵如虎的人極其天真，主張將北平降格為“中立區”，為此發起建立北平文化城運動。一時間，人心惶惶，議論紛紛。值此敏感時期，胡適身為“低調俱樂部”成員，發表了附和政府妥協政策的軟性言論——《保衛華北的重要》。傅斯年讀罷此文，怒不可遏，大有冰炭不同爐、薰蕕不同器的憤慨，他宣稱要退出《獨立評論》雜志社，與胡適割袍斷義，割席斷交，幸得丁文江居中斡旋，多方調停，傅斯年才收回成命，與胡適言歸于好。“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吾更愛祖國！”如此理解傅斯年與胡適的友誼，則庶幾乎近之。胡適也是愛國的，但他一度被自己的那個“和比戰難”的論調絆倒在地。

北平市長秦德純上任伊始，設宴款待教育界名流，他板起面孔，虛聲恫嚇，要大家看清形勢，知所進退，還公然為敵張目，大放厥詞，“在日人面前要保持沉默”，以免惹禍，儼然出面為日本軍國主義政府招降。當時，全場名流面面相覷，噤聲無語，氣氛固結而凝重，唯有傅斯年憤然作色，拍案而起，當面教訓秦德純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是國民政府的官員，不要站錯了民族立場。他宣稱，值此國運懸于一線的危急時刻，身為學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種反抗的態度和不屈的精神，贏得了眾多學者的敬重。嗣后，一二九學生運動發出示威的強音，使得北平渾濁的空氣為之一清。當時，親日派囂張，日本特務猖獗，傅斯年嚴正表態，很可能招致血光之災，但他大義凜然，毫不畏縮。

抗戰伊始，名校南遷，然后西遷，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并而為西南聯合大學，定址昆明(文學院和法學院在蒙自有三個月的過渡期)，寶貴的師資和財力得以集中利用。因陋就簡，辦好一所戰時的中國最高學府，這個奇妙的構想最初即源出于傅斯年的靈感。此舉壯哉偉哉！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自可大書特書一筆。西南聯大經受住戰火的考驗，培養了一大批棟梁之材，日后，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美籍華裔科學家李政道、楊振寧，均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

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重慶，傅斯年欣喜若狂，他從住所里尋出一瓶烈酒，跑到街上，手舞足蹈，猶如醉八仙，脫略于形骸之外。他用手杖挑起帽子，又像一位變戲法的魔術師。那晚，他在街頭與民眾笑鬧了許久，直到酩酊大醉，手杖和帽子全都不翼而飛。國家出了頭，老百姓有了活路，這是傅斯年最感暢懷、愜意的喜事。至于國內局勢將再度惡化，一場鐵血交飛的內戰即將爆發，則是傅斯年始料未及的，也是眾多愛國者始料未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