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歷史:張伯苓與張學良有著什么樣的忘年交
一.一次震撼心靈的講演
1990年解除幽禁之初,張學良和夫人暫時留住在臺北寓所休養,是年8月中在寓所接受了日本NHK廣播協會記者的專訪。采訪的詳細報道于12月6日發表在日本《產經新聞》上。12月17日我大陸許多日報均有轉載,不須贅述。在采訪當中,日本記者突然向張將軍提問:“先生在年輕時受誰的影響最大?”張將軍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張伯苓先生!”接著張將軍回憶了早在1916年他還是一位年僅16歲翩翩少年的時候,在故鄉沈陽聆聽了張伯苓先生的一次講演,張伯苓的講話十分感人,使他內心受到強烈的震撼。
1916年10月底,天津南開中學校長張伯苓應沈陽基督教青年會的邀請,來到沈陽講學,在沈陽青年會對青年教友作了一次講演。講題是“中國之希望”。這時張伯苓年屆40,正當壯年,辦學有成,他創辦南開中學已滿12周年,積累了豐富的對青年進行教育的經驗。以他口若懸河的天津話和善于鼓動的激情,打開了青年聽眾的心扉。掌聲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了講演大廳。
鬼使神差,誰也不知道在臺下聽眾席中有一位顯赫人家的子弟,東北三省督軍大帥張作霖的16歲公子張學良。此時的張學良正是一位享受優越生活無所作為的富家紈绔子弟,前來聽講只是由于慕名張伯苓的辦學業績,同為基督教教友,抱著好奇心來獵奇的。
但在他當時的二八年華,正是青年人憧憬未來征程,為國家和社會的前途躊躇苦悶、思想多變的時期。張伯苓講到國民對國家的責任時講出了一句語驚四座的話:“中國不亡吾輩在!”在張學良的頭腦中引起了震撼。張校長講道:“每個人都要自強,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國就亡不了。我們必須有這么想的氣概,不管人家怎么說,自己要有這種信念!”這幾句話對張學良竟然絲絲入扣,震撼心弦,對他起到了撥霧指迷的作用。
張學良聽了張伯苓的講演詞,認識到自己不應該繼續沉湎于游樂、做父親和家庭庇護下的公子哥兒,而是男兒當立志,應該能為國家和社會做些有益的事業。張伯苓的聲影在張學良的頭腦中深深打下了難忘的印記。
二.抗日救國的共同理想
1927年,張學良在奉軍中已升任高級軍官,人稱少帥,受命主持華北政務。為對張伯苓表示尊重,聘請張伯苓出任天津市市長。張伯苓以不愿參與政治為由,婉言謝絕了。是年9月,張伯苓為警醒國人,揭露日本對我東北地區的侵略意圖,親赴東三省考察,得到張學良的妥善關照和安排。返回天津后,于11月在南開大學建立了“滿蒙研究會”,后改名為“東北研究會”。該會建立伊始就得到張學良的大力支持。張伯苓多次致函張學良,介紹辦會宗旨和工作進展情況。1928年1月派人持函往見張學良,邀請他擔任“東北研究會”名譽董事。張學良欣然接受邀聘,并向該會捐助銀元500元作為該會研究經費,對該會的活動倍加贊許。
這年4月,張伯苓偕“東北研究會”總干事傅恩齡再次赴東北三省調查研究,月余返校,也都受到張學良和東北官方的諸多優待。張伯苓根據調查所得,依東三省的豐富自然資源、經濟、人文、地理等方面,積累了許多資料,發表了許多調研報告并且編著了一部《東北地理》,在南開中學開班授課,教育學生認識廣大東北地區對祖國建設事業的重要性和日本的侵略所造成的危機。這些工作后來都引發了日本侵略者的忌恨。
“九一八”事變后,張學良因日本人有殺父亡家之仇,抗日救國的決心強烈,張伯苓擔任了天津市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主席,也是堅決主張對日抗戰的。老張小張的共同抗日救國理念,使他們之間更加互相支持,在他們的忘年交之中增添了諸多傳奇色彩。
三.張學良支持張伯苓辦南開大學
1928年12月,張伯苓赴歐美考查教育,取道沈陽去歐洲。由于張學良對張伯苓改變自己人生觀的那番講演,一直懷念有加,對南開大學的辦學時有關懷。對張伯苓的到來深表歡迎,曾兩次邀請張伯苓“歡談”,對張伯苓“以半百之身,遠涉重洋,努力于教育之發展”,表示十分欽佩,并決定向南開大學捐助銀元20萬元,作為學校發展基金。張伯苓此次歐美之行,盡歷英、法、意、瑞士、美、日等國,對各國之教育進行了考察,次年9月回國。
1930年,張學良30歲,被蔣介石提升為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顯赫一時。這年秋天,受張學良東北軍控制的天津警備司令部將小站營地約千畝稻田劃歸南開大學經租,租金作為南開學校辦學經費。
12月10日張學良偕夫人于鳳至和隨從人員,分乘8輛小汽車,浩浩蕩蕩,開到天津八里臺南開園,對南開大學進行一次視察訪問。張伯苓校長在文科樓秀山堂的禮堂內,召集全校師生,為張學良一行舉行了盛大歡迎儀式。據媒體報道,張學良對全校師生發表了“情詞懇切的訓詞”,受到熱烈歡迎。他在發言中再一次提起14年前張伯苓的講演,情緒激動地說:“予之有今日,張校長一言之力也”,又說:“我之所以有今日,實亦南開之賜!”
四.張伯苓幫助張學良辦東北大學
張伯苓對張學良的熱心于教育事業和體育事業也全力給予幫助。張學良在沈陽創辦了東北大學,自己兼任校長,但缺少執行經常校務的得力助手。南開大學第二班畢業生寧恩承,是張校長得意門生,從英國留學歸來,正好也是東北人。張伯苓遂推薦寧恩承到東北大學出任秘書長,執行校長職務。諄諄囑咐寧恩承說:“漢卿有求于人的困難,咱們應該幫助他解決這個困難。”全力支持寧恩承在東北大學大膽工作,迎難而進,革故鼎新,整頓校務,取得了成績。與此同時,張伯苓本人接受張學良聘請,兼任東北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多次應邀赴沈陽指導工作,幫助改革和制定建設方案。
又曾派遣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和體育課主任章輯五等人先后去東北大學幫助工作。此外,張伯苓還割愛把自己的校務得力助手南開四校事務主任孟琴襄借調給東北大學一年,幫助東北大學整頓后勤工作。孟琴襄是張伯苓辦學的四大金剛之一,是校務管理的行家里手,到東北大學擔任事務部主任,帶領員工辛勤工作,不久,校園就大變樣:校園電燈亮了,馬路平整了,下水通暢了,教工宿舍不再怨聲載道了,工作一年下來,給東大節約了后勤經費20萬元,譽滿沈陽。由于東北大學多方面學習南開大學辦學經驗和校務管理經驗,成效顯著,所以沈陽傳媒報道說:“南開精神已由白河之濱移來遼河之濱了!”
五.張伯苓精神左右西安事變
待到1935年,張學良受南京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及蔣介石的命令,驅師大西北,督率東北軍和西北軍,參加“剿匪”戰爭,在蔣介石“先安內,后攘外”口號驅使下大打內戰。張學良出于良知,一向主張停止內戰,團結抗日,同時也制約于部下東北軍將領和士兵“打回老家去”的強烈要求,決心一試停止內戰的努力。
通過東北軍內中共地下工作人員的聯系,于4月9日毅然獨自駕駛飛機飛抵陜北膚施,力圖與中共代表接觸,會談抗日救國大計。當日傍晚,在一座天主教堂里,與中共代表周恩來會見了。張周二人剛一見面握手,張首先對周說:“我和你同師,咱們可以說都是南開的人。”周恩來一愣,說:“張校長怎么成了你的老師了呢?”張學良隨即談起如何受張伯苓啟發,精神振奮,改變人生志趣的過程,然后爽朗地說:“我很感激張伯苓先生,我對他總是以師禮事之。”
歷史總是會出現一些撲朔迷離的玄機巧運,誰能想到“張伯苓”這三個字竟會成為一次偉大變革的催化劑,給仍在春寒之夜憑空增添了許多溫馨,給周張會談增添了輕松和融洽,催生了一個偉大的歷史轉折。對張學良來說,從人生觀轉變、到促成全國團結抗日,可以說無不與張伯苓有某種聯系。會談持續到次日清晨4時,雙方取得了共識,周張握別時,張學良以私人款項2萬銀元相贈,回西安后又向紅軍饋贈了法幣20萬元充實紅軍糧餉。
醞釀中的變革終于以暴力的形式爆發了: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的軍事領導人張學良和楊虎城以兵諫的形式扣留了蔣介石,通電全國要求停止內戰,團結抗日。整個形勢震驚世界,南京政府內部混亂了,分裂成兩派。一派是以軍政部部長何應欽為首的主戰派,主張重兵進攻潼關、進犯臨潼、西安。另一派是以宋美齡、宋子文和國民黨元老為主的主和派,主張談判調解,和平解決矛盾,解救蔣介石。
南京政府方面夙知張伯苓對張學良有影響,所以在諸多調解活動中,緊急電召張伯苓晉京,共商國是。張來京后,宋美齡和宋子文就央求張伯苓親筆寫信給張學良,這封信的內容未見外傳,但可知不外乎是要求張學良以大局為重,懸崖勒馬,釋放蔣介石,和平解決危機。這封信派由國民政府行政院美籍顧問端納飛西安面交張學良。端納曾經做過張學良的顧問。隨后兩宋也聯袂飛往西安,直接與張學良進行面對面的斡旋。
西安事變危機的真正解決,眾所周知,是張學良邀請了中共代表周恩來到西安,與囚禁中的蔣介石會談,為國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達成某種妥協之后才得以和平解決的。張、楊宣布釋放蔣介石,中國渡過了一次難關。遺憾的是,張學良為表白自身光明磊落、肝膽照人,毫無一己之私,沒有聽從周恩來的勸阻,毅然跟隨蔣介石回南京“認罪”,遭致終身軟禁之災。張學良不愧是一條英雄漢子,但從此從中國政壇上銷聲匿跡了。
縱觀西安事變的發生與和平解決,張伯苓的兩位真假門生周恩來和張學良作用巨大,張伯苓像一條無形絲線,把中國近代史中的兩位英雄人物聯結到一起了。
六.張學良揮毫緬懷張伯苓120周年誕辰
張學良于1992年移居美國檀香山,閉門謝客,頤養天年。在美的生活情況,傳媒亦偶有報道,不需贅述。過去在東北大學做他的秘書長的寧恩承比張學良大一歲,也在美國做寓公,是漢卿家常來往的門上客,兼代為張漢卿家做一些秘書工作。1996年4月5日是張伯苓老校長誕辰120周年,南開校友總會準備在南開大學舉行盛大紀念以緬懷他老人家的偉大教育功績。
校友總會先期致函寧恩承,請他婉求張學良將軍為紀念張伯苓校長誕辰120周年題詞。寧恩承照辦,3月14日寧恩承寄來張將軍的親筆墨寶,端端正正五個大字“桃李滿天下”。寧恩承在郵件中附言說:“茲奉上張學良題詞,請酌放大裝飾,以滋顯著。漢公年老眼花,久不執筆,恐怕這是最后的墨寶矣!”
張學良將軍于2002年在美國檀香山終老,享年102歲。張伯苓校長于1951年2月在天津病逝,享年7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