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與戚繼光的異同：俞大猷戚繼光誰品行更好

俞大猷、戚繼光之共同點

兩人出身、經(jīng)歷、業(yè)績、著述均大體相同。二人都出身武職世蔭家庭，俞世職百戶，戚世職千戶，戚起點稍高于俞;都畢生軍旅生涯，轉(zhuǎn)戰(zhàn)南北，主要功績都是抗擊倭寇對東南沿海的侵擾，為東南海疆的安定作出重大貢獻，兩人都立功塞上，為大明朝鑄就鋼鐵長城立下不朽的功勛;都治軍嚴明，卓越善戰(zhàn)，俞家軍、戚家軍齊名;都是兵器發(fā)明家;最后均位居左都督，戚進階少保，秩位較俞稍尊;都好讀書，學識淵博，著述甚豐，不僅是著名的軍事理論家，還精通詩文，乃文武雙全的儒將。此外，二人都是武術(shù)家，同為南派武學一代宗師。

俞大猷、戚繼光之不同之處

一、歷史功績

(一)抗倭成就

明代中期功績卓著的抗倭將領(lǐng)，以戚繼光、俞大猷為最，不過單就戚余比較，則戚繼光顯然名聲更大，亦更為當時后世看重。尤其到了當世，戚繼光已成民族英雄，歷史書籍但凡論抗倭必大書特書戚繼光。俞大猷則淪為裝點性質(zhì)的陪襯角色，成了奪目紅花一旁的綠葉，并未給俞大猷一個公正的定位。

實際上，俞大猷與戚繼光齊名，并譽 “俞龍戚虎”，“俞家軍”聲望也不在“戚家軍”之下。按常理說，俞大猷的歷史地位不應(yīng)低于戚繼光，二人至少應(yīng)該得到相等的待遇。而且嚴格來說，俞大猷的抗倭功績應(yīng)高于戚繼光。

就戰(zhàn)線而言，俞大猷率師剿倭，足跡遍及浙、直、贛、閩、粵，這在當時的抗倭將領(lǐng)中是獨一無二的。從年限看，俞大猷抗擊倭寇侵擾的時間比戚繼光長。從明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諸道爭貢，大掠寧波沿海諸郡邑”開始，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東南倭患基本平息，這段時間，俞大猷20歲到63歲。可以說俞大猷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倭患最嚴重的時期度過的。戚繼光比俞大猷遲生25年，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走上抗倭前線時已是戰(zhàn)爭中后期了。而俞大猷自1547年大明朝任命朱紈整頓海防，進剿倭寇，打響第一炮時，就調(diào)任福建備倭都指揮使，始終處在抗倭第一線。每一個抗倭陣地都有他的身影，每一場重要的戰(zhàn)役都有他的參與。

何況，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以前，俞的職位比戚高(俞受貶官奪蔭時除外)，戚繼光任參將時，俞大猷已在抗倭戰(zhàn)爭中立下汗馬功勞，榮任都督了。嘉靖四十一年，平海衛(wèi)大捷，戚加官進爵，接替俞為福建總兵官，蔭一子千戶，而為此役計定后戰(zhàn)的俞僅受賞銀二十兩耳。自此，戚風頭頗有蓋過俞之勢，然至倭患基本解除的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不過短短四年時間，而且這最后的勝利是同為總兵的戚繼光將陸兵，俞大猷將水兵，夾擊潮州倭與海盜首領(lǐng)吳平于南澳取得的。只是，戚繼光追殲吳平殘部，吳平逃亡安南，投海死，戚進右都督。俞卻因種種原因落了個革職閑住的處分。

但不管怎么說，論經(jīng)歷的戰(zhàn)斗次數(shù)，殲敵數(shù)量的多少，這樣的硬指標，俞大猷還是超過戚繼光很多，抗倭功績無人能及。

(二)塞上御虜

其實，戚繼光名更出前輩俞大猷之上，不在抗倭而在于他隆慶、萬歷年間督師薊北的功勛。特別是張居正掌權(quán)時代，極其信用戚繼光，使得他奇才得展。在薊北任上，他廣修長城，發(fā)明了諸多先進的攻守武器，極大提升了明軍的戰(zhàn)斗力，降服了時時進犯的蒙古長禿和狐貍兩大寇，因功被明廷加為“太子少保”的榮銜。

自嘉靖中期蒙古俺答汗犯京師，薊北乃邊防重鎮(zhèn)，十七年間易大將十人，總督王忬和楊選皆因失律戰(zhàn)敗被誅。獨戚繼光在鎮(zhèn)十六年，加固邊墻，筑建墩臺，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積錢谷，制訂車步騎配合作戰(zhàn)戰(zhàn)術(shù)，屢敗入侵之敵，所以“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shù)十年得無事。”

《明史》載：當其時，“南北名將馬芳、俞大猷前卒，獨繼光與遼東李成梁在。”然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zhuǎn)而之遼，故成梁擅戰(zhàn)功。

及戚繼光死后，曾任兵部侍郎的汪道昆為戚繼光撰寫了墓志銘，其中寫道：“蠟日，雞三號，將星殞矣。”“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美藉華人黃仁宇甚至在其《萬歷十五年》一書中說：“……軍備的張馳，立即影響一國國運的盛衰。……將星西殞之際，我們這個古老的帝國業(yè)已失去重整軍備的最好時機。30年后，本朝的官兵和努爾哈赤的部隊交鋒，缺乏戚南塘將軍苦心孤詣擬訂的戰(zhàn)術(shù)和強調(diào)的組織紀律，結(jié)果是眾不敵寡。茲后八旗軍作為一股新生力量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間，其取本朝而代之，也只是遲早的問題了。……”

而俞大猷雖然也曾在西北立下不世奇功，但風頭終究比戚繼光略遜一籌。嘉靖三十九年(1560)，在眾人解救之下被奪世蔭，逮捕詔獄的俞大猷無罪釋放，發(fā)大同立功贖罪。至大同，大猷得巡撫李文進信任，謀劃抵御俺答之策，俞審度地勢，匠心獨創(chuàng)，獻兵車法，制造獨輪戰(zhàn)車以拒敵騎。嘗以戰(zhàn)以車百輛、步騎三千，大挫俺答二十萬眾于安銀堡，獲“土木之變”百年以來最大戰(zhàn)績。許除罪錄用，詔還世蔭。文進上其制于朝，遂置兵車營。京營有兵車自此始。俞因發(fā)明獨輪車、雙輪車被譽為“世界原始坦克發(fā)明者”。

后戚繼光也發(fā)明了“偏箱車”，設(shè)立混成旅，有騎兵、步兵、重戰(zhàn)車、輕戰(zhàn)車。俞發(fā)明的獨輪車、雙輪車以攻為主，利于戰(zhàn);戚發(fā)明的“偏廂車”以防御為主，利于守。而戚繼光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戰(zhàn)術(shù)，由于不久以后與蒙古人和解，沒有經(jīng)過實戰(zhàn)的考驗。

隆慶初，薊門多警，給事中請召大猷、繼光。譚綸上疏朝廷“能盡車戰(zhàn)之法，實惟俞大猷一人，即臣與戚繼光皆自以為不及。”俞大猷也很想去邊防，他曾說：“丈夫生世欲與一代豪杰爭品色，宜安于東南;欲與千古之豪杰爭品色，宜在于西北。”但兩廣總督張瀚極力留俞在粵滅閩廣巨寇曾一本，亦上疏：“在臣豈敢以此嶺海小丑必欲挽留一將，以妨大計？但此時諸路將士，既已傾心服其指揮，海洋桀驁亦皆憚威，屢乞招撫。……誠不可遽令其去也。……一時將領(lǐng)，信無能出其右者。”后部議獨用繼光。俞大猷終于沒去成，失去了一次機會，成就了戚繼光的薊門功勛。

萬歷三年(1575年)，年過古稀的俞大猷邊關(guān)之志并不隨歲月的流逝而稍改，仍望一展雄才，主動上書時任兵部尚書的譚綸：“某平生志大征(胡)，而見用江南，乖違本素。……公許我大受，今其時也。”經(jīng)得譚綸上疏，得以在后軍都督府僉事任上，提調(diào)京營兵車。友人李杜勸其退休，大猷則慷慨言道：“沖歲夷(胡)時肆憑陵，平生志在西北邊，老當益壯，斃而后已！”

三年后大猷在與李杜書中道：“戰(zhàn)車教成一軍，共六萬人，京營改觀矣。三相公及諸老俱親閱視，咸謂：‘奠社稷，威夷狄之法，無出乎此。’仆平生志行矣，明年決圖歸計。”大猷三疏乞歸，以老致仕，臨走還多次寫信給戚繼光“……蒼生社稷事，愿益竭忠赤，以致太平，以慰江湖遠人之憂。”拳拳之心，可見一斑。歸家未幾竟即病逝。《明史》謂之：“忠誠許國，老而彌篤，所在有大勛。”實為公允。

俞大猷長于水戰(zhàn)，常在水上殲滅敵人，戚繼光精于陸戰(zhàn)，慣在陸路追剿對手;俞“老成持重，功收萬全”，戚則“飆發(fā)電舉，屢摧大寇”;俞一生百余戰(zhàn)只有普陀山因天時，金山衛(wèi)因人少受挫，卻屢受掣肘，有功少賞不賞甚至受貶問罪，戚繼光則經(jīng)乎百戰(zhàn)，除岑港進攻經(jīng)年不下受罰以外，幾乎未聞敗績，故仕途順利，扶搖直上。從當時看，戚百戰(zhàn)百勝，屢摧大寇，是為功高，從后世看，俞首倡水戰(zhàn)，提出一整套海防戰(zhàn)略，發(fā)明樓船，被譽為“中國海軍創(chuàng)始人”，影響更為深遠。

俞大猷一生的戎馬生涯，比戚繼光更有傳奇性。他曾在廣西反擊安南黎氏的入侵，“追戰(zhàn)數(shù)日，生擒子儀弟子流，斬首千二百級”;只身平定過海南島的叛亂，“大猷乃單騎入峒，與黎定要約，海南遂安”;他又擊退過山西邊境的游牧強敵，平伏過廣西山賊，使“百年積寇盡除也”。故致仕時，朝廷評價“才猷兼茂，忠赤獨懷，歷仕三朝，身經(jīng)百戰(zhàn)，經(jīng)營四十七年，斬馘二萬五千余級，功在邊陲，裒然為諸將之首。”

二、軍事思想

(一)治軍

《明史》對俞、戚的治軍做了比較，評論道：“繼光為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大猷老將務(wù)持重。”俞大猷的上司譚綸在平海衛(wèi)后給俞大猷的信中則說：“節(jié)制精明，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劉。”《明史》本傳和譚綸的這二段評論是很中肯的，活脫地勾畫出這二位抗倭名將的真實形象。而后人對俞大猷的誤解一定程度來源于對譚綸此話斷章取義的理解，實際上譚綸的話還有重要的后半句：“然此皆小知，而公則堪大受。蓋誠似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似郭子儀，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肅愍。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將俞大猷與霍光、文天祥、于謙等相提并論。

竊冒昧揣測，大猷治軍“為將廉，馭下有恩。”或者與他所受的教育有關(guān)，俞“少好讀書，受《易》于王宣、林福，得蔡清之傳。又聞趙本學以《易》推衍兵家奇正之權(quán)，復從受其業(yè)。”俞學的是《易》，是正宗閩學。蔡清者“盡心正學，蔚為一代儒者之宗。”王慎中謂：“自明興以來，盡心于朱子之學者，虛齋先生一人而已。”而趙本學乃趙太祖第十八代嫡孫，不僅打破宗室戒律，把家傳太祖拳授予大猷，而且閉門六十年，考編的《韜鈐內(nèi)外篇》不傳于子，而贈予其。故俞的思想核心是經(jīng)世致用，關(guān)心國計民生，用于戰(zhàn)爭，他持重用兵，深謀遠慮，功收萬全，謀劃長治久安之策，用于治軍自然重節(jié)制，注意士兵的思想訓練。“節(jié)制二字兵法之大要也。”“教兵之方，技藝為先，節(jié)制次之，而其要又在于申明忠孝大節(jié)以化導之，使心知乎親上死長之義。”他也明賞罰，認為賞罰二字乃“至要之方”，但要“賞在先，罰在后”，“茍不知各兵勞苦，全無鼓舞之恩，惟以威驅(qū)之，夫何足以服其心哉”！

平海衛(wèi)之戰(zhàn)時，俞大猷先到平海，當時平海地區(qū)山無竹木，軍隊沒有糧食供給，俞大猷不得已讓軍隊拆毀民房建營壘，命令軍隊到野外采麥子充饑。興化有人埋怨他，他痛苦地說：“吾為將三十年，不取民一草一木，今乃種孽于父母之邦耶！”平海大捷四五個小時就結(jié)束戰(zhàn)斗，俞大猷頂住壓力，計定后戰(zhàn)，運籌帷幄是立下了大功的。就算所受的封賞不僅不及首功戚繼光，可連劉顯都比他多得多，福建總兵的官職還被戚所取代，就說不過去了。除了有人指責他怯懦以外，或者就有這一原因。說起來，俞大猷真是“比竇娥還冤”，他一生以掃除倭患為己任，馳騁沙場，何來“怯懦”一說，而且興化府城陷落，倭寇在城內(nèi)燒殺搶掠，盡洗而去，興化早已十室九空，包圍倭寇的俞、劉兩軍一萬多人與敵相當，不吃飯怎么挨到三個月后戚繼光大軍到日？與民爭食，實屬無奈之舉。但這件事恰恰從反面說明了俞大猷軍紀之嚴。

而戚繼光“幼倜儻負奇氣。家貧，好讀書，通經(jīng)史大義。”，“不求安飽，篤志讀書”，“日孜慕古，博極群書”。其尤愛《孫子兵法》，治軍也頗有孫武之風。孫武訓練軍隊非常嚴厲，絲毫不肯馬虎，為吳王訓練女兵，斬殺吳王最寵愛的兩個妃子，連吳王向他求情也不買賬。戚繼光則“號令嚴，賞罰信”既注重結(jié)營布陣，也注重鍛煉筋骨，更重視訓練士兵們的紀律觀念。他接受孫武、司馬穰苴等古代軍事家以誅殺立威的思想，以嚴酷的手段對待違犯軍紀者，輕者處以體罰，重者割耳甚至斬首。據(jù)說，他的兒子戚印就因為違犯他的命令而被他毫不留情地斬首了。閩劇中就有《戚繼光斬子》一折。

戚繼光的五個兒子中，戚安國早死，長子戚祚國襲祖職任指揮僉事，另外三子戚昌國官至都督同知、戚報國、戚興國后來也得到了一官半職。此傳聞應(yīng)不確，因汪道昆《孟諸戚公墓志銘》中載：戚繼光原配王氏蠻橫而囂張，曾因戚繼光陰納三姬、舉五子之事，日操白刃，愿得少保而甘心”。后來雖冰釋前嫌，過繼安國為子，可惜安國早夭，到頭來還是“囊括其所蓄，輦而歸諸王”，與戚繼光弄到一拍兩散的地步。民間或者將孫武故事，繼光家事等雜糅杜撰而成的吧。

但《明史》中確切記載著戚繼光治軍的一則軼事。“自嘉靖以來，邊墻雖修，墩臺未建。繼光巡行塞上，議建敵臺。略言：‘……令戍卒畫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然邊卒木強，律以軍法將不堪，請募浙人為一軍，用倡勇敢。’督撫上其議，許之。浙兵三千至，陳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五年秋，臺功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聯(lián)接。”

鐵的紀律，訓練出了鐵的軍隊。這正是戚繼光“飆發(fā)電舉，屢摧大寇”的資本。早年在浙江與倭寇展開大戰(zhàn)，九戰(zhàn)九捷，直至將浙江一帶的倭寇完全平定。在薊門屢敗入侵之敵，軍威大振，薊門宴然。卓越的戰(zhàn)績，頓時令朝野上下對戚繼光和他的“戚家軍”刮目相看。

(二)練兵

嘉靖初，倭患猖獗時，有一次，一支六十七人的倭寇隊伍從杭州附近登陸，先后蹂躪淳安、歙縣、績溪、涇縣、南陵、蕪湖、當涂、南京、溧水、溧陽、武進、無錫等十余城，流竄數(shù)千里，殺死殺傷中國軍民五千余人，其中包括一個御史、一個縣丞、兩個指揮、兩個把總，幾乎到了所向披靡的地步，誠為咄咄怪事。因此戚俞練兵都重練膽。

俞大猷首倡“練膽”，他認為：“練兵必先練膽”，“練膽必先教技”。“教兵之法，練膽為先;練膽之法，習藝為先。藝精則膽壯，膽壯則兵強。”鍛煉勇氣、意志與學習各種拳法、棍棒、刀、槍等“功夫”相輔相成，互相促進。戚繼光也提出：“練膽氣乃練之本也。”他說：“氣發(fā)于外，根之于心。……練心則氣自壯。……善將者，宜如何而練心氣哉？是不外身率之道而已矣。倡忠義之理，每身先之，以誠感誠。”二者略有不同，一個是從練技藝入手，另一個則從練心入手，解決膽氣的問題。戚繼光闡述更為深刻。

(三)軍備思想

按照俞大猷的計劃，要求兵精械利，把原來兩個士兵的軍餉供應(yīng)一個士兵，以部隊的質(zhì)量來代替數(shù)量。但是，戚繼光卻更看到問題的要害。戚繼光認為，帝國的軍隊是一支全能的軍隊，也是一支長久性的軍隊。它經(jīng)常性的任務(wù)是面對內(nèi)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者，就是鎮(zhèn)壓內(nèi)地農(nóng)民和邊區(qū)的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間的人口過剩、災(zāi)害頻仍、農(nóng)民流離失所、官吏苛刻暴虐，都可以迫使暴動隨時發(fā)生。以中國幅員之大，所謂“造反”、“作亂”的地點極難預(yù)測。這個任務(wù)就不是一支高效率的機動部隊得以完成的。在多數(shù)情況下，官軍會被造反者死死吸住，造反者熟悉當?shù)氐牡乩砻耧L，官軍往往會因之陷入被動而使質(zhì)量優(yōu)勢無從發(fā)揮。因此，數(shù)量的多寡就成為決定勝負的因素。

此外，俞大猷計劃中所創(chuàng)建的精銳部隊，他們領(lǐng)取優(yōu)厚的軍餉，又不能和社會上的其他部門對流。這樣一個浮游在社會上的軍事團體，非但不能解決上述社會問題，相反還會引起新的社會問題。因此戚繼光的軍備思想更符合實際，切實可行。

從二人的軍事思想來看，俞大猷的政治素質(zhì)和戰(zhàn)略頭腦更勝一籌，譚綸所以說大猷“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將俞大猷與霍光、文天祥、于謙等相提并論原因即在此，而戚繼光以練兵著聞于世，更重實效。

問題在于，人們在評論軍事將領(lǐng)時，首先看重的往往是英勇善戰(zhàn)，沖鋒陷陣，而比較忽視戰(zhàn)前的運籌帷幄，后勤補給，戰(zhàn)后的安撫教化。“先計后戰(zhàn)，不貪近功”的俞大猷和戚繼光相比就有點吃虧了。這種情況，有點像后人評論漢初“三杰”，首先欽佩的是韓信，其次才是張良、蕭何。

三、著述

俞大猷繼承我國古代軍事思想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為發(fā)展我國古代軍事思想作出了重大貢獻。著有《兵法發(fā)微》、《劍經(jīng)》、《洗海近事》、《鎮(zhèn)閩議稿》、《廣西選鋒兵操法》等，編輯其師趙本學《韜鈴內(nèi)外篇》等為《續(xù)武經(jīng)總要》。俞大猷的著作，連同其它詩文雜著，其記室李杜匯編為《正氣堂集》十六卷。所著《正氣堂集》是集軍事、哲學、文化、武術(shù)訓練、兵器發(fā)明于一體的傳世之作，其《劍經(jīng)》堪稱中華武術(shù)第一部經(jīng)典，《兵法發(fā)微》闡述圣人治兵奇正之術(shù)，是中國軍事史上的科學遺產(chǎn)。

俞大猷的成就不可謂不高，然其著述的影響力遠遠不及戚繼光。

《明史·戚繼光傳》說戚繼光“所著《紀效新書》、《練兵實紀》，談兵者遵用焉”。這兩部兵書，集中體現(xiàn)了他的軍事思想。

秦漢以降，雖說戰(zhàn)爭愈演愈烈，談兵者無世無之，但令人耳目一新的軍事著作寥若晨星。明代涌現(xiàn)出的軍事書籍不少，但《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兩書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重視，成為有明一代最重要的軍事著作。

《紀效新書》十八卷，是中國第一部專門研究軍事訓練的兵書，是戚繼光訓練“戚家軍”成功經(jīng)驗的總結(jié)之作。

在該書中，戚繼光對怎樣選兵、怎樣編伍、怎樣訓練、怎樣號令、怎樣考核、怎樣行軍、怎樣扎營、怎樣作戰(zhàn)等等問題作了詳細論述，對各種武器的制造、使用情況也作了詳細說明。

完成平倭使命之后，戚繼光被調(diào)到北方主持薊遼三鎮(zhèn)練兵事宜。在此期間，戚繼光又完成了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練兵實紀》。

與《紀效新書》一樣，《練兵實紀》也是論述軍事訓練的兵書。但《練兵實紀》側(cè)重于論述部隊在北方作戰(zhàn)的特點與經(jīng)驗，如騎兵的訓練與作戰(zhàn)問題，戰(zhàn)車的制造與使用問題，車、騎、步三軍的編成、武器裝備以及協(xié)同作戰(zhàn)問題等等。在書中，戚繼光還談到了“練將”、“練膽”、“練伍法”、“練耳目”等比較新穎的觀點，這些都給后來的將領(lǐng)以深刻啟示。

《紀效新書》和《練兵實紀》相繼問世后，曾多次出版，現(xiàn)存明代版本就有十幾種，翻印冊數(shù)更是難以計算。在萬歷年間，戚繼光的兵書即已流傳到了朝鮮。清初，朝鮮和日本都曾出版過《紀效新書》。《四庫全書》“兵家類”只收錄歷代著名兵書二十部，戚繼光的《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均被收錄，亦可見后人對其軍事著作的重視。

后世名將，如李如松、熊廷弼、曾國藩、李秀成等，均仔細研讀過戚繼光的著作，無論練兵還是指揮作戰(zhàn)，他們都深受戚繼光軍事思想的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俞大猷教給士兵的技藝就是他的武術(shù)，載于他所著的“武林秘籍”——《劍經(jīng)》中。戚繼光稱贊《劍經(jīng)》：“千古奇秘盡在于此，近用此法教長槍收明效，極妙！極妙！”戚繼光率領(lǐng)的戚家軍，所使用的技藝就是俞大猷的《劍經(jīng)》。戚繼光的《紀效新書》收錄了《劍經(jīng)》的全文。俞大猷的《劍經(jīng)》借《紀效新書》和其他的一些兵書收錄本，廣泛地在民間流傳，影響十分深遠。

此外，戚繼光在萬歷十年(1582年)還曾將自己的詩文結(jié)集，取名《止止堂集》。出自《莊子》“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之語，意思是在空室寧靜中得到吉祥如意的感受。

《止止堂集》分為兩大部分，一是《橫槊稿》三卷，一是《愚愚稿》二卷。《橫槊稿》一名緣自曹操“橫槊賦詩”的典故，這一部分是戚繼光戎馬生涯中寫下的詩文匯集;《愚愚稿》則表明這部分作品愚蠢笨拙，是他自謙自抑的說法。《愚愚稿》收錄的《武經(jīng)七書摘題》、《策問》、《大學經(jīng)解》則是戚繼光學習前人的兵學著作以及儒家學說的體會文章。有人曾評價戚繼光 “把儒家思想揉進軍事思想當中，從而推動了軍事科學的發(fā)展。”

戚繼光的文學修養(yǎng)很高，十余歲時詩詞已寫得相當好。如他的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即是他少年時的作品。其詩作在當時很有名氣。《列朝詩集》評論說：“其詩多感激用壯、抑塞僨張之詞，君子讀而悲其志焉。”《柳亭詩話》云：“戚少保南塘，武功將略，垂諸史冊。而偶為吟詠，亦超放自如，有鄭都官、羅江東筆致。”如其《登盤山絕頂》：

霜角一聲草木哀，云頭對起石門開。朔風村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shù)來。

都使雕戈銷殺氣，未妨白發(fā)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

戚繼光的一些詠物抒情的小詩，寫得也很有情趣。如《江樓》：

半溪晴日銜疏柳，無數(shù)秋山入小樓。誰伴主人一瀟灑，灘邊釣石石邊鷗。

《行邊述》：

花事蹉跎候雁催，江南三月送春回。薊門桃李應(yīng)何限，歲歲不知春去來。

《馬上作》：

南北馳驅(qū)報主情，江花邊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

俞大猷也是著名儒將、詩人，他一生苦練武術(shù)勤寫詩，自說“欲寫心中無限事，不論工拙不論多”。其詩質(zhì)樸渾雄，以愛國詠武為多，敘寫自己習武從戎，疆場征戰(zhàn)，勉勵戰(zhàn)友。

《舟師》是其“愛國詠武詩”代表作，也是我國古代最早描寫海戰(zhàn)的佳篇。詩曰：

倚劍東溟勢獨雄，扶桑今在指揮中。島頭云霧須臾凈，天外旌旗上下沖。

隊火光搖河漢影，歌聲氣壓虬龍宮。夕陽影里歸蓬近。背水陣奇戰(zhàn)士功！

描寫夕陽西下時一場與倭寇在海上的殊死決戰(zhàn)情景，場面至為激烈。全篇是七律詩，對仗工整，情景交融，聲色并茂，氣勢豪雄，語言鏗鏘，是幅壯麗的海戰(zhàn)畫卷。

俞大猷還善于寫物：

《詠牡丹》：

閑花眼底千千種，此種人間擅最奇。國色天香人詠盡，丹心獨抱更誰知？”

晚年，俞大猷為廈門五老峰題寫四首“七絕”，其一曰：

借問浮云云不語，為誰東去為誰西。人生蹤跡云相似，無補生民苦自迷。”

在我省廈門市開元區(qū)萬壽巖北側(cè)摩崖上有一俞戚詩壁。該石刻面朝西，上書七言律詩三首，無標題、年款及署名。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萬壽寺住持普蔭所撰《萬壽巖記》摩崖石刻稱“倭寇之時，俞都督諱大猷、戚參將諱繼功曾到此，有詩留題，勒之于石壁之上”。

第一首詩云：

萬丈峰巒聳目前，不須雕巧出天然。空涵石瓦生春色，爐熱旃檀起瑞煙。

自信明時無隱逸，還疑僻處有神仙。公余正好談玄妙，又統(tǒng)三軍過海邊。

第二首詩云：

幽巖屹立梵宮前，片石呈奇瓦儼然。峭壁罅虛寒漏月，博山香熱暖生煙。

高僧煮茗能留客，樵子觀棋每遇仙。說罷禪機登絕頂，恍疑身在五云邊。

第三首詩云：

禪宮俯瞰亂峰前，片瓦重重勢儼然。松落石檐寒帶雨，云飛山戶曉生煙。

人夸竺國三行千界，我愛蓬萊第一仙。幸喜封疆無事日，樓船同渡海南邊。

相傳，第一首為戚繼光詩作，第二首是俞和戚詩原韻寫的。

將戚、俞二人詩作《登盤山絕頂》和《舟師》，《江樓》、《行邊述》與《詠牡丹》、《廈門五老峰題詩》相比較，俞詩更厚重，文采斐然，戚詩則平實淡然。難怪時人評戚繼光文獨不如俞大猷，在當朝武將中已無人能及。然戚文名更盛于俞，蓋戚能結(jié)交文士。自稱“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的徐渭很欣賞戚繼光。徐渭時任胡宗憲的秘書、軍師。戚繼光28歲任寧、紹、臺參將一職，就有徐渭的的功勞。1561年徐渭為胡宗憲臺州大捷上表朝廷說：“臺金嚴參將戚繼光，共擒斬倭首一千四百二十六夷，焚溺死者四千余。”戚繼光因此升任都指揮使。當時的大文豪王世貞也是戚繼光好友，王兩次為戚書作序。一些詩歌選本多有選錄戚繼光的詩篇。所以后人多只聞戚詩。

四、武功

俞大猷五歲讀書，十五歲中文秀才，29歲因父親死，家境困難，投筆從戎，繼承祖職百戶。他用心學習騎射之術(shù)，從李良欽學荊楚長劍，趙本學又把家傳太祖拳授予他。嘉靖十三年(1534年)十月，參加武科的鄉(xiāng)試以箭射及《安國全軍之道》得第五名，中進士。他的劍術(shù)、射術(shù)、拳術(shù)可謂天下無敵。他敢于單騎簡從深入敵境，靠的就是他過人的武藝。

俞大猷在中國武術(shù)發(fā)展史中，豐富了遺留在福建的少林拳，現(xiàn)稱南拳，突顯與少林拳之差異。他傳下荊楚長劍、楊家槍混合而成之俞家棍法。

尤其富有傳奇色彩的是棍法回傳嵩山少林之事。嘉靖四十年，他造訪少林寺，發(fā)現(xiàn)少林棍術(shù)“已失古人真訣”，“擇其僧之年少有勇者二人，一名宗擎，一名普從”，隨俞大猷南征學習棍術(shù)。二僧隨大猷南行，“出入營陣之間”三年藝成，二僧請歸，“以所授之教轉(zhuǎn)授寺眾，以永其傳”。少林武術(shù)成為中華武術(shù)的代表，俞大猷功不可沒。至今嵩山少林仍有太祖拳、俞家棍。1994年鄭州嵩山少林武術(shù)代表團專程訪問俞大猷故鄉(xiāng)泉州河市，并于俞大猷公園內(nèi)立碑。

戚繼光的父親戚景通，歷官都指揮，署大寧都司，入為神機坐營，為人正直、治軍嚴明，精通武略。戚繼光自幼從父親習武，有著一身非常扎實的功夫，棍、刀、槍、叉、鈀、劍、戟、弓、矢、盾牌之技藝，無所不精。

戚繼光更重視拳法。他并不滿足于繼承家傳，而是吸取各家精華，融合了各派招法，曾為改進一拳法，特地走一百多里的山路到深山中拜一高僧為師。后來，戚繼光創(chuàng)造了一套完整實用的 “戚家拳”。據(jù)史載，他練拳時“身法便，手法利，腳法輕，腿法騰”，達到了“勢勢相承、微妙莫測”的高超境界。

戚繼光對槍法和棍法也頗有研究。他的槍法是祖?zhèn)鞯模还J為是第一流的槍手。但戚繼光并未滿足，仍力求在槍法上有新的突破。他求教名家唐順之，還向俞大猷學習棍法。

戚繼光精通中國武術(shù)，且不排斥域外搏擊術(shù)。在與倭寇的屢屢交手中，他發(fā)現(xiàn)倭寇使用的倭刀，頗具實戰(zhàn)價值。一次，他偶然獲得了一本《日本古刀譜》，“從而演之”，乃著成《辛酉刀法》一譜。

另外，為破日本的長刀，戚繼光將民間一種曬衣用的“竹杈”，用作兵器，專破日本長刀。后來戚家軍廣泛采用此法，大破倭刀，取得重大勝利。

戚繼光的武學研究，豐富了武術(shù)的內(nèi)容，使戰(zhàn)爭年代的格斗搏擊之術(shù)和平時的健身強體之術(shù)融為一體，并得到發(fā)展。

有趣的是，一次軍營舉行比賽，最后由戚繼光同俞大猷比試棍法。棍法是俞大猷的強項。出乎意料，戚繼光竟勝了老師俞大猷。可見，戚俞二人武功，戚在俞上，是真正的天下第一、“東方不敗”。這應(yīng)該得益于深厚的家學淵源，及博采眾長、鍥而不舍、刻苦鉆研的精神。

五、操行

人們一般都認為戚繼光的品德是高尚的。然《明史》中說戚與俞 “均為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戚繼光的“操行”哪些地方不如俞大猷呢？

首先是戚繼光給張居正送禮之事。戚繼光的朋友、文學家王世貞后來寫了篇《張公居正傳》，說戚繼光“時時購千金姬”送給張居正，以至張首輔縱欲過度而得病。王世貞甚至說張居正“日餌房中藥，發(fā)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其下成痔”。這么說來，連張居正得的痔瘡也成了他好色縱欲的結(jié)果了。說戚繼光經(jīng)常不惜千金買美女，送海狗腎讓張居正享用，史乏佐證。王世貞與張居正有矛盾，當然有在張死后，無中生有地貶損張居正以泄私憤，與張、戚劃清界線的可能。

姑且不提千金姬、海狗腎，翻翻張居正自己的書牘，也白紙黑字寫著戚繼光送禮的記錄：一次，戚繼光派弟弟到北京給張居正送禮，張象征性地收下了一點，其余又讓帶了回去。可見禮品之貴重。1578年，張居正回鄉(xiāng)葬父，戚繼光派了一整隊鳥銃手作為儀仗是世人共睹的;臨行前，張居正特意安排梁夢龍擔任戚繼光的直接上司——薊遼總督，還寫信安慰戚繼光說，梁夢龍是其門生，師生關(guān)系最好，由梁夢龍擔任薊遼總督，決不會對戚繼光不利。而且，“居正尤事與商榷，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首輔張先生家的大門永遠對戚繼光敞開，夜再深，也沒有一個護衛(wèi)敢阻攔傳送書函的邊關(guān)騎士。這足以說明，戚繼光與首輔張先生的關(guān)系非比尋常。于是就有人推測，這是戚繼光經(jīng)常給張居正送禮的結(jié)果。

戚繼光家教極嚴，其父戚景通為官嚴正清廉，從不奉承權(quán)貴，甚至有次因拒絕遵循官場陋規(guī)送點小禮而丟了官。可以想象，以孝聞名的戚繼光在采購禮品時心情的痛苦。

但戚繼光與張居正的關(guān)系未必那么勢利。明末清初史家談遷在《國榷》中曾說：“非戚將軍附江陵也，江陵自重將軍耳。”張居正在書信中也說：“戚帥才略，在今諸將中，誠為希有。”是張居正欣賞戚繼光的軍事才能而器重之，而并非戚繼光刻意去依附張居正。張居正為何獨獨如此厚待于他呢？原因也很簡單，張居正也同樣“但愿海波平”。誰也不能否認張居正對于天下大治的殷切愿望。戚繼光給張居正送禮，是出于對知己或者說是對張居正知遇之恩的一種報答，無可厚非。

張居正有言：“非得磊落奇?zhèn)ブ浚笃瞥８瘢蛔阋藻籼煜轮肌！睆埦诱⑵堇^光都是能大破常格的磊落奇?zhèn)ブ浚运麄兂删土艘环聵I(yè)。但無論是戚附張，還是張重戚，在世人眼里，戚繼光此舉終是有虧！

其次，在于征倭取富貴。要給長官送禮，錢從哪里來？據(jù)說，戚繼光從薊州離任時連帳本都不見了。是否真有其事，不得而知。但出人意料的是，這位時時恭恭敬敬用火漆封好了一份份禮盒的大帥，回鄉(xiāng)后居然窮得連給自己買藥治病的錢都沒有！

董承詔《戚大將軍孟諸公小傳》云：“(戚繼光)四提將印，佩玉三十余年，野無成田，囊無宿鏹，唯集書數(shù)千卷而已。”戚繼光他生性豪爽，如有朋友在金錢方面遇到困難，往往慷慨解囊。他還曾在軍中陰納三姬、舉五子，這都決定了他不可能攢下多少錢財。

當然，也不能因此就說戚繼光一貧如洗。明朝的官俸雖低，但戚繼光從戎四十多年，身為邊關(guān)重將，不會一點積蓄也沒有。否則，他哪來的錢修葺蓬萊閣、建筑家祠？家祠建成后，戚繼光了卻自己一樁心事，自以為他這一生，應(yīng)該對得起列祖列宗了。但這時，其財務(wù)狀況也已捉襟見肘，生計陷入窘境。

由于長期操勞，在軍中他就染上了肺病。萬歷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缺錢買藥的戚繼光突然病發(fā)逝世。估計死于肺結(jié)核，那個時代這種病還是絕癥。

最后，還有謀反案。張居正的死，無論是對當時的政局，還是對戚繼光本人，都是一樁極為重要的事件。《明史》載：“居正歿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于北，當國者遽改之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強一赴，逾年即謝病。給事中張希皋等復劾之，竟罷歸。居三年，御史傅光宅疏薦，反奪俸。繼光亦遂卒。”

正如曾被張居正逐出朝門的汪道昆所總結(jié)的：“張公之禍是在所難免的。這個中緣由，是因為張公想有所作為，必然攬大權(quán)在手。而這大權(quán)非是別人，乃當今天子之權(quán)！張公當權(quán)便是天子的失位，功高震主，權(quán)重遭忌，這是張公無法逃脫的必由之路。”

被張居正驅(qū)逐出朝的前首輔高拱臨死前曾寫了本《病榻遺言》，里面說，發(fā)生在萬歷元年的“王大臣案”，是張居正為了陷害他而設(shè)下的陰謀，而那個王大臣，乃戚繼光的部下。

王大臣到底是不是戚繼光的部下，當時便沒人能說清楚。繼光與張居正關(guān)系好固然是事實，但說戚繼光有助張居正謀反之意，卻也難以服眾。萬歷皇帝恐怕也不相信戚繼光有“助逆”行為，但戚繼光在北京北部統(tǒng)帥數(shù)萬雄兵，即使沒有謀反之心，也有謀反的能力。因此，給事中不失時機地跳出來彈劾戚繼光。

就在他去世前三個月的某一天，御史傅光宅上疏萬歷皇帝，請求重新起用戚繼光。萬歷覺得，讓戚繼光回鄉(xiāng)終老余年，已是格外開恩了，傅光宅竟跳出來與他唱反調(diào)，頗為生氣，竟給了傅光宅罰俸兩年的處分。此后，便再也沒有人敢在朝中提及戚繼光了。

一代抗倭名將、民族英雄，到頭來竟被自己所效忠的政府視為寇仇，這既是戚繼光的悲劇，也是明王朝的悲哀，更是中華民族的不幸。

朝廷的冷漠形成強烈反差的是老百姓對戚繼光的懷念。

民眾自發(fā)地舉行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紀念戚繼光的民間文學、民間戲劇、民間舞蹈、民間美術(shù)、民間武術(shù)等，更是豐富多彩。此外，民間還流傳有相當數(shù)量的民謠、兒歌。戚繼光在民間的影響之大、范圍之廣、紀念形式之多，真令人嘆為觀止！

戚繼光去世兩年后，在民間紀念戚繼光的聲勢如火如荼的情況下，戚繼光的兒子戚祚國到北京請求皇帝恩準恤典，萬歷這才同意下詔祭奠戚繼光，贈“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左都督”，謚號“武毅”。比俞大猷“光祿大夫后軍都督同知贈左都督” 謚號“武襄”規(guī)格高多了。連于謙都不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而已。

祭文曰：“惟爾夙諳韜鈐，載揚斧鉞，崎嶇經(jīng)乎百戰(zhàn)，名重三朝;智略邁于萬人，勛垂奕世。南海殲倭，筑鯨鯢于京觀;北門防虜，壯虎豹于燕關(guān)。報主懷裹革之忠，馭下多挾纊之惠，予方推轂，爾適乞體，胡遽淪亡，可勝痛悼，特優(yōu)寵恤，爰報武功，靈爽若存，洪休攸服。”

祭文倒是對戚繼光評價極高，但在戚繼光去世兩年后才頒布朝廷的祭文，本身便很說明朝廷對戚繼光的態(tài)度。如此說來，祭文中說得再好，又有什么意思呢？

三件公案最后只有送禮一事坐實，給權(quán)臣送禮，有時是不得不為，俞大猷“為將廉”，被逮后，不是也只得傾盡家財，進京疏通關(guān)系？好友陸炳為此還自掏千金，一大早送到嚴嵩府上。何況，張居正待戚繼光如此優(yōu)厚。

俞大猷紀念館

張居正死后，戚繼光被排擠，不受重用，晚境凄涼，畢竟時間短，比起俞大猷，戚繼光算是最幸運的了。俞大猷沒有戚繼光那樣好運氣，一生四為參將，六為總兵，兩為都督，仕途坎坷，處處遭掣肘，經(jīng)常有功無賞，屢遭打擊陷害。本傳中多處記載他“失事停俸”、“坐戴罪辦賊”、“奪世蔭”、“再奪世蔭”、。“逮系詔獄”等處分。粗略計算，他一生曾受七次屈辱，四次貶官奪蔭，一次逮捕下獄。可貴的是，大猷忍辱負重，受挫不氣餒，光明磊落，“忠誠許國，老而彌篤”，故得以致仕，完節(jié)歸家、衣錦還鄉(xiāng)。 其他抗倭者多不得善終，如：朱紈自殺，張經(jīng)被殺，戚繼光罷歸，盧鏜免歸，鄧城、湯克寬戰(zhàn)死。

這是怎么回事？其實也很簡單，明代重文輕武，軍事上的勝利一般首先是當?shù)負岫降墓冢浯尾泡喌玫綆П奈鋵ⅲ脛僦螅献嗾率俏墓俚氖拢梢园醋约旱囊馑即祰u，而武將的戰(zhàn)功因被冒領(lǐng)而一筆帶過是常見的事，反過來，如果戰(zhàn)事失利，文官則可以用很具體的理由把責任推到武將身上。武將要保住自己的部分功勞也容易，只要投靠某個大員，成為其黨獠或至少與其同利即可，所謂“朝中有人好辦事”。《明史》曾評價：“明至中葉以后，建言者分曹為朋，率視閣臣為進退，依阿取寵則與之比，反是則爭，爭則名高。”

可惜俞大猷為人正直，“以古賢豪自期”，既不迎合權(quán)貴，也不討好上司，且堅持原則，不如戚繼光圓滑變通，遭到嫉恨和排擠在所難免，功勞被抹殺還是小事，有權(quán)勢者因其不肯逢迎，不愿投入自己的懷抱，更欲除之而后快。為此俞大猷曾經(jīng)多次被問罪，只不過戰(zhàn)事緊急，實在需要如他這樣的將才，才免于牢獄之苦，甚至殺頭的橫禍，一次次重新出山為那些戰(zhàn)敗將領(lǐng)收拾殘局，“戴罪立功”。

俞大猷本人對自己所受的不公待遇又如何對待呢？雖未必只是“白云影里笑一聲”，也曾在《重建諸葛亭記》中對諸葛亮的同情中表露奇節(jié)忠君抱負不得實現(xiàn)的郁郁之情;在龍海木棉庵碑刻 “宋鄭虎臣誅賈似道于此”十大字，為武舉人鄭虎臣處死誤國權(quán)奸賈似道這一大快人心事，立碑以紀，并在碑前立木棉亭，一定程度表現(xiàn)了他個人情感。但他確實沒有因個人遭遇而放棄報國之志，《明史》認為“以內(nèi)外諸臣攘敓，而掩遏其功者眾也”，又贊其“忠誠許國，老而彌篤”。俞大猷在廣東時，“廣人攘其功，大猷不與較”。俞大猷用兵，往往謀動而后定，不以急功近利，炫耀戰(zhàn)績，炒作功勞為目的，這點是戚繼光等所不及的。在廣西時，俞大猷“親率數(shù)人遍詣賊峒，曉以禍福，且教之擊劍，賊駭服”。平海南時，俞大猷“單騎入峒，與黎定要約，海南遂安”。在廣東，俞大猷破敵之后，曾“散余黨二萬，不戮一人”。以當時論，“嚴打”才是朝廷的要求，戰(zhàn)功以斬馘計，往往一人造反，四鄰受累。武將更以炫耀夸大戰(zhàn)績炒作自己，甚至有濫殺良民冒領(lǐng)戰(zhàn)功的。俞大猷這樣的作為并不被欣賞，倒有可能成為罪證，非有不計名利得失，不顧自身榮辱的大胸懷者不能為也。他說：“寧人負我，勿我負人。我有大過失于人，終身以為歉，人有過失于我，事過即忘之。”他也是這么做的，陳伍山以“小校安得上書”故，將他杖擊、奪去官職。這是他走上工作崗位的第一次打擊。他笑著說：“此豈吾自見之地耶！”后來在松江見到陳伍山，仍以師禮相待，說：“使當時不有陳伍山，吾且株守金門矣。”胡宗憲陰縱倭寇到福建禍害，卻委過于俞大猷，致使俞大猷被奪世蔭，逮捕詔獄，幾乎問成死罪。這是俞大猷平生所受的最大打擊，他說：“結(jié)發(fā)修身，白首無違，一發(fā)不中，百發(fā)盡失哉。”他上疏時卻沒有說胡一句壞話，只是請求皇上辨明下情，允許將功贖過。連胡宗憲自己都不好意思，深感后悔，寫信給嚴世蕃，請求準俞大猷北邊立功。俞大猷真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一個完人。

再看戚繼光。隆慶二年(1568年)三月，朝廷調(diào)譚綸任薊遼保定總督兼理糧餉。譚綸上任后立即上疏，要求調(diào)戚繼光至北方負責練兵事宜。他給譚綸寫信說，朝中有人指責戚繼光“求望太過，志意太侈”，給他十萬士兵恐怕是不可能的。最終，戚繼光只被允許訓練三萬士兵。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朝廷財政困難，一下子拿出十萬大軍的糧餉，不是一個小數(shù)字，委實難以承受;另一方面，無論是皇帝，還是大臣們，他們對戚繼光是否對朝廷忠心耿耿還有所懷疑。有些人認為，如果讓戚繼光在北京郊外手握十萬精兵，對朝廷的威脅恐怕也不亞于韃靼的大軍入侵。

本來，戚繼光總理薊昌保定練兵事務(wù)，職權(quán)僅在譚綸之下。僅過一年，朝廷突然將薊鎮(zhèn)總兵郭琥調(diào)走，任命戚繼光為薊鎮(zhèn)總兵。這樣，戚繼光與昌平、保定的總兵成了平級關(guān)系，已無法節(jié)制他們了。

為此，戚繼光曾有一段時間憤憤不平，他在《練兵條議疏》中說：“臣又竊惟邊事本有可為之勢，但其機不在邊鄙，而在朝廷;不在文武疆吏，而在議論掣肘。”原因是“薊鎮(zhèn)切近京都，法令久馳，弊痼既深，更張未易，流言混淆，朝議紛拿，故應(yīng)區(qū)處振飭者，畏眾議而逡巡齟齬，或施行方半，人言偶乘，首尾顧忌，實難展布，易起嫌疑。”

故《明史》論：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明史》還指出：戚繼光塞上功高“亦賴當國大臣徐階、高拱、張居正先后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榷，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yīng)節(jié)、梁夢龍輩咸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fā)舒。

世宗朝，老成宿將以俞大猷為稱首，而數(shù)奇屢躓。以內(nèi)外諸臣攘敓，而掩遏其功者眾也。戚繼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然當張居正、譚綸任國事則成，厥后張鼎思、張希皋等居言路則廢。任將之道，亦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