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 9個兒女都各有自己的成就

梁啟超(1873年-1929年)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文學家，這是許多人都知道的。但鮮為人知的是，梁啟超在憂國憂民、勤奮著書、匡國濟世的同時，還十分注重對下一代的教育。他將自己的學識和感悟潤澤在兒孫身上，言傳身教，悉心培養，使長大成人的9個兒女各有自己的成就，并和他們的父親一樣有愛國心。他們從不依靠父親梁啟超的名聲，從不炫耀自己的功績，而是像陶行知先生所說的那樣“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默默無聞地奉獻。

梁啟超的9個子女皆才俊

梁啟超的9個子女依次為：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莊、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其中，思順、思成、思莊為梁啟超的原配夫人李蕙仙(1868年-1923年)所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思禮為梁啟超的第二個夫人王桂荃(1885年-1924年)所生。

長女梁思順(1893年—1966年)：詩詞研究專家

梁思順出生于廣東新會，畢業于日本女子師范學校。她自幼受到父親的熏陶和教育，愛好詩詞和音樂。梁啟超在世的時候，思順長期擔任父親的助手，并盡心照顧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啟超的喜愛。在梁啟超流亡日本期間，她曾擔任梁啟超的日語翻譯。梁啟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親的許多信件，后來成為《梁啟超年譜長編》的重要素材。她還編有《藝蘅館詞選》，此書1908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啟超學術思想的重要參考資料。她操守高潔，在1938年丈夫周希哲去世后，她獨自撫養4個孩子，雖然生活十分困難，但她卻堅決不肯為日本人做事;抗戰勝利以后，她又拒當“國大”代表，并向解放區捐贈衣物。她熱心社會公益事業，曾參加北京女青年防癆協會。新中國成立后，已過花甲之年的她還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并曾任北京市東城區政協委員和中央文史館館長。

長子梁思成(1901年—1972年)：建筑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梁思成1915年進入清華學堂學習，1923年和林徽因一同赴美留學，后畢業于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獲碩士學位。1928年回國后，他去了條件十分艱苦的東北大學，并在那里創辦了我國北方的第一個建筑系。“九一八”事變前夕，他離開東北大學回到北平，加入了中國營造學社，從事中國古建筑的研究。他率先運用現代科學方法對我國的建筑進行了分析研究，為中國的建筑史研究開拓了道路。抗日戰爭爆發后，他編撰了我國第一部《中國建筑史》，并用英文為外國讀者寫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國建筑史圖錄》，讓中國建筑在國際上閃耀著燦爛的光輝。1945年抗戰勝利后，他深感國家建筑人才的缺乏，因而著手創辦了清華大學建筑系。解放后，他立即投身到新中國的建設中，領導并參加了國徽圖案及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工作，指導整修了懷仁堂。

梁思成長期從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學工作，在建筑理論、建筑教育思想、城市規劃理論方面都提出了不少超前的新觀點，是我國古建筑研究的先驅者之一，也是我國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1947年，他被推薦為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團的中國代表。同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因他在中國建筑學術上的重要貢獻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他當選為第一屆中國科學院院士、技術科學部委員。他是第一、二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1972年，在動亂中受盡屈辱和折磨的梁思成含冤去世。

次子梁思永(1904年—1954年)：考古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梁思永出生于澳門，但其童年也是在日本度過的。1923年，梁思永自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畢業，赴美國入哈佛大學研究院攻讀考古學和人類學，研究東亞考古，曾參加印第安人古代遺址的發掘。期間，梁思永曾一度回國到清華學校國學研究所擔任助教。1930年夏天，梁思永從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后，回國參加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黑龍江參加了昂昂溪遺址的發掘。1931年春，他參加了河南安陽小屯和后岡的發掘。同年秋季，他又參加了山東歷城(今章丘)龍山鎮城子崖的第二次發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國考古發掘的科學水平，使之納入近代考古學的范疇。他還第一次從地層學證據上明確了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兩個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先后順序及它們與商代文化之間的關系，這是中國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劃時代的重大發現。1934年，他主筆的《城子崖遺址發掘報告》出版，這是我國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報告集。抗日戰爭爆發后，梁思永跟隨史語所撤退到長沙，后經桂林入昆明，最后到達四川李莊。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學術會議”上提交的論文中，全面總結了龍山文化，該成果一直影響到目前對龍山文化類型的進一步劃分。

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業，是中國近代考古學和近代考古教育開拓者之一，是我國第一個受過西洋的近代考古學正式訓練的學者，有《梁思永考古論文集》傳世。他當選為第一屆中國科學院院士，1950年8月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1954年4月2日，長期帶病堅持工作的他心臟病發作在北京逝世，終年50歲。

三子梁思忠(1907年—1932年)：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

梁思忠從日本回國后不久又到了美國，先后在弗吉尼亞陸軍學院和西點軍校學習。20世紀30年代初畢業回國，加入了國民革命軍。入伍后，由于留學資歷和杰出才干，他很快升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炮兵上校。在1932年的淞滬抗戰中，梁思忠表現相當出色。可惜此后不久，年僅25歲的他卻因患腹膜炎服錯了藥、貽誤了治療時機而去世。

次女梁思莊(1908年—1986年)：著名的圖書館學家

1925年，遵照父親梁啟超的囑咐，梁思莊被大姐梁思順帶到加拿大讀書，先是在渥太華中學學習，中學畢業后考入麥基爾大學攻讀文學。1930年，她獲得了麥基爾大學的文學學士學位。次年，她又到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院學習，并獲得圖書館學士學位。1931年學成歸國后，她立即投身于我國的圖書館事業，先后在北平圖書館、燕京大學圖書館、廣州中山圖書館從事西文編目工作。1936年，梁思莊重返燕京大學，在燕京大學圖書館任西文編目組長、主任。1943年—1946年，她在因戰爭而南遷的成都燕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1946年，燕京大學遷回北京后，她繼續擔任圖書館西文編目組組長，后任圖書館副主任。1952年，原燕京大學院系調整后，梁思莊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

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語言，對各種西文工具書和書刊資料十分熟悉;她擅長西文圖書的分類編目，被公認為我國圖書館西文編目方面首屈一指的專家;她奠定了燕京大學圖書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西文圖書編目的基礎，并且在目錄學領域有獨創;她一生致力于圖書館西文編目、參考咨詢和教學工作，為我國的圖書館事業嘔心瀝血、默默無聞地工作了整整50年。1980年，已屆古稀之年的梁思莊當選為中國圖書館學會副理事長，并代表中國圖書館學會赴菲律賓參加了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1981年4月，積勞成疾的梁思莊患上了腦栓塞。此后，她因病臥床5載，于1986年5月20日去世。

四子梁思達(1912年—)：著名的經濟學家

1935年，梁思達從南開大學經濟系畢業，隨即考上該校的碩士研究生，并于1937年取得碩士學位。他長期從事經濟學研究，抗戰期間曾在重慶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和中國銀行長沙支行任職，1949年調北京國務院外資企業局(后改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書處，后在調研處任統計科科長，兼做內部資料的編輯工作。他曾經參加中國科學院經濟所《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編寫工作，并于1965年主編了《舊中國機制面粉工業統計資料》一書。他1972年退休，退休后一直住在北京。

三女梁思懿(1914年—1988年)：著名的社會活動家

梁思懿于1933年考入燕京大學醫學預備班，準備三年后進入協和醫學院學醫。后來，為了參加革命，她轉入燕京大學歷史系，并自1935年下半年開始投身于學生運動。她思想活躍，積極進步，曾任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的大隊長，是“一二·九”運動中的學生骨干，是燕大學生領袖，為“燕京三杰”之一。她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參加了平津流亡學生集訓班，南下進行抗日請愿，后來被派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從事女工工作。1941年，她同丈夫一起到了美國，在美國學習美國歷史。1949年，在得知新中國即將誕生的消息后，她立即離美回國，先后任齊魯大學女部主任、山東省婦女聯合會主席，后調至北京任中國紅十字會國際聯絡部副部長、顧問，長期從事對外友好聯絡工作，多次代表中國參加國際紅十字會議。她還是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88年病逝于北京。

四女梁思寧(1916年—)：光榮的革命軍人

梁思寧生于上海，早年曾就讀于南開大學。1937年日軍轟炸南開，她被迫失學。1940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響下，梁思寧投奔了新四軍，在新四軍123支隊司令部工作，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建國初期，陳毅元帥曾對建筑學家梁思成說：“當年我手下有兩個特殊的兵，一個是梁啟超的女兒，一個是章太炎的兒子。”陳毅元帥所說的梁啟超的女兒即梁思寧。1948年，由于“左”的思潮影響，梁思寧被開除黨籍，自此蒙冤35載，一直到1983年才恢復黨籍。離休后，梁思寧一直住在濟南某部隊干休所內。

五子梁思禮(1924年—)：火箭系統控制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梁思禮出生于北京，1941年隨三姐思懿赴美留學，在普渡大學電機工程系主修無線電，后又學了自動控制。在普渡大學期間，他僅用兩年的時間就修完3年的課程，并于1945年取得了該校的學士學位。隨后，他又獲得了辛辛那提大學(Cincinnati)碩士(1947年)和博士學位(1949年)。1949年10月1日回國后，他被安排在郵電部電信技術研究所和通信兵部電子科學研究所從事技術工作，并參加了國務院組織的“12年科學遠景規劃”起草工作，負責起草我國運載火箭研制的長遠規則。1956年，他調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導彈系統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領導和參加了多種導彈和運載火箭的控制系統研制試驗。他是我國自行設計并于1964年實驗成功的第一枚地—地導彈的控制系統負責人之一，并在以后改進的型號中領導研制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全慣性制導系統;他參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國領土上進行的震驚世界的導彈核武器試驗;他還是我國向南太平洋發射的遠程液體火箭和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的副總設計師、控制系統研制工作的負責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國首次把集成電路用于彈上計算機，并首次以此進行全彈自動化測試;他還參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發射遠程火箭的飛行試驗。

梁思禮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1987年當選為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1994年當選為國際宇航聯合會副主席，1996年10月獲“何梁何利獎”，1997年9月榮獲“中國老教授科教興國貢獻獎”。此外，他還曾獲“何梁何利基金獎”，擔任過航天工業總公司科技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梁啟超妻子

兩位夫人分別是：

李蕙仙(1869—1924)，祖籍貴州省貴筑(今貴陽)，生于北京固安縣，

順天府尹李朝儀之女、清末著名維新派大臣、禮部尚書李端棻之堂妹，變法維新領袖之一的梁啟超之發妻。 1891年與梁啟超結婚。1896年隨梁到上海創辦鼓吹維新的《時務報》，并在上海創辦女子學堂，她但任校長，成為中國第一位女學校長。李蕙仙與丈夫一起經歷了清末民初政壇、文壇的驚濤駭浪，她總是給梁以安慰和鼓勵，助梁施展才華，替梁抄錄文章，做梁文的第一位讀者。李于1924年9月13日病逝于北京。梁啟超寫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李蕙仙與梁啟超生有3個子女，他們是詩詞研究專家梁思順、著名建筑學家和教育家梁思成和著名圖書館學家梁思莊。

王桂荃(1886-1968)，四川廣元人，梁啟超的第二夫人。1903年她成為梁啟超的側室。王桂荃給梁啟超生下了子女8人，后來長大成人的有考古學家梁思永、國民黨十九路軍炮兵校官梁思忠、社會活動家梁思懿、經濟學家梁思達、新四軍戰士梁思寧、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梁家的孩子們稱呼李蕙仙為“媽”，稱呼王桂荃為“娘”。戊戌政變失敗后，梁、李兩家族人紛紛逃亡國外，王桂荃到日本后，很快就學會了一口流行的東京話。她是李蕙仙得力的助手，也是她各項意圖的忠實執行者，又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由于她說得一口好日語，所以凡屬家務方面的對外聯系，大部分都是由她來辦。1968年王桂荃，在“文革”中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后在一間陰暗的小屋中與世長辭。

1889年，17歲的梁啟超在廣州鄉試中中了舉。當時的主考官看中了他的才華，把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許配給了他。在梁家，李惠仙相夫教子、敬老扶幼，與梁啟超相敬如賓，感情非常融洽。

1898年6月變法失敗后，梁啟超和康有為顧不上家小，倉惶逃往日本。他雖然很繁忙，但是家書不斷。他還把自己的和服照片寄給李惠仙，說：“衣冠雖異，肝膽不移。見到了我的照片就像見到我本人一樣。”甚至后來1915年護國戰爭時，梁啟超去參加護國軍，對一家老小更是放心不下。李惠仙反而鼓勵他說：“上自高堂，下至兒女，我一身任之。君為國死，毋反顧也。”李惠仙可以稱得上是深明大義的賢內助，梁啟超深情地稱她為“閨中良友”。

1899年梁赴美，在檀香山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在一位何姓華僑舉行的宴會上，梁啟超結識了華僑的女兒何慧珍。欽佩和仰慕梁啟超才華的何慧珍向梁啟超表達了純真的愛慕之情。幾位要好的朋友都希望梁啟超和何慧珍能夠結合。但梁啟超畢生反對女人纏足和男人納妾，還付諸行動，成立“不纏足會”、“一夫一妻世界會”。此時的梁啟超提筆給遠在日本的發妻李惠仙寫信，詳細地向妻子講述了自己對何慧珍的感情。通情達理的李惠仙十分理解丈夫對知音的渴求，不但同意梁啟超的選擇，而且還準備親自操辦此事。然而最終，梁啟超還是以自己的理智戰勝了情感，斬斷了與何慧珍的情緣。

1901年，梁啟超的長子，也就是后來享譽世界的建筑大師梁思成誕生。苦盼六年的梁啟超后繼有人，自然非常高興，但望著孩子單薄的身體，他和李惠仙都有些擔心。于是為了香火旺盛，1903年，梁啟超在李惠仙的準許下納李惠仙的侍婢王桂荃為妾，王桂荃后來一連給梁啟超又生下了六個子女。在李惠仙生前，梁啟超很少公開提到王桂荃，可能是因為他違背了自己定下的“一夫一妻制”的原因。他要求孩子們叫王桂荃“王姑娘”或者是“王姨”，但是幾乎所有的孩子對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們管李惠仙叫“媽”，管王桂荃叫“娘”。

1924年李惠仙去世，梁啟超悲痛欲絕。1929年，梁啟超也因病逝世。他和李惠仙合葬在北京香山，留給了王桂荃他的孩子。之后的歲月里，王桂荃一人照顧全家上下，梁家孩子們從王桂荃的身上學到了更多的勤奮品格和堅忍不拔。1968年，85歲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孩子們四散分離，在一間陰暗的小屋中與世長辭。她是中國尋常女性的縮影，但她又是一個很不尋常的女人。“文革”后，梁家的子女們在香山梁啟超、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種下一棵母親樹，立碑紀念這位培育了數名棟梁之材的平凡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