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成書艱難：老舍因營養不良患貧血癥

北碚，曾是縉云山下、嘉陵江畔一處安靜小城。

早在南北朝時期，由佛教文化繁衍而生的北碚文化就已邁入了初興時期。

歷史的車輪滾滾而來，帶給這座小場鎮鮮活的生氣，讓它一度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抗戰時期，北碚成為陪都重慶的遷建區，大量科學文化教育機構進駐北碚，全國的思想精英在此集結。當時的北碚曾被稱作是“東方的諾亞方舟”，無數的寶貴人才、文物史料和重要物資都在這座小城中得到了盡可能安全的保護和存續。可巧的是，這艘奇跡之舟的締造者盧作孚先生，正是以“中國船王”的頭銜而聞名于世的。

70年，彈指一揮間，那段血色歲月里的人仿佛從未走遠，有關那些人、那些事的記憶，就隱藏在小城北碚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中，從未褪色……

三千名流匯北碚

早在上個世紀初，北碚城區僅有300來戶居民，人口加起來也不過2000多人，街道污穢，匪盜橫行，民生凋敝。1927年，一位青年男子的到來，改變了這座小城的面貌，同時也改變了它的命運。

這位青年名叫盧作孚，我國著名愛國實業家。1927年，他以江巴璧合峽防團務局局長的身份，對北碚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造。短短幾年時間，北碚就擁有了四川最大的煤礦——天府煤礦、四川的第一條鐵路——北川鐵路、西部地區的第一家科學院——中國西部科學院。盧作孚還在北碚興辦實業、教育、醫療機構，并整修街道，興建公園。到1936年北碚嘉陵江鄉村建設實驗區署成立時，北碚已成為一個世界聞名的花園小城。

第二年，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北碚被劃為遷建區。在這小小的彈丸之地，先后涌進了機關、學校、社會事業單位200多個，各界名流、學者、作家、科學家3000多人。在當時，有個流傳甚廣的說法——三千名流匯北碚。

文化大師郭沫若、老舍、林語堂、梁實秋等在碚創作出《屈原》《四世同堂》《雅舍小品》等傳世名作；劇作家田漢、曹禺、夏衍、洪深、陽翰笙等在碚創作排演出《全民總動員》《塞上風云》等優秀劇目；教育家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顧毓琇、孫寒冰等在碚培養教育出革命烈士王樸等優秀人才。北碚區博物館館長莫驕稱，目前，北碚共有20余處已認定的名人故居，先后建起并開放了6處位置相對集中的故居紀念館，其中，梁實秋的雅舍紀念館、老舍的四世同堂紀念館以及盧作孚紀念館是相對較大的3處。

輝煌一時的“抗敵文協”

早在1938年初，在武漢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時，老舍先生便與周恩來有過多次接觸，這讓他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逐漸加深，最終義無反顧、心悅誠服地“成為共產黨的一位忠實可靠的朋友”。

抗戰初期，周恩來還巧妙地安排老舍先生去了一趟延安，讓百忙之中的毛澤東專門會見了老舍。毛澤東在窯洞里會見了老舍，親切地說：“你是周恩來的朋友，也是我們的朋友。為了抗戰，我們走到一起來了……”

延安之行深刻地影響了老舍先生。他曾感慨地說：“這就是共產黨，沒有別的。就是大公無私，為國，為民！對每個人都熱情關注，目光四射！”

1938年，老舍從武漢到了重慶，繼續在“抗敵文協”任職。當時，“抗敵文協”辦公處就在北碚。那些年里，“抗敵文協”得到進一步發展，在全國各地設了分會，搞了許多活動，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成為全國文聯、全國作協的前身。“抗敵文協”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兩大歷史貢獻：一方面團結了一大批有愛國心的文化界人士，另一方面使文學走向民間，走向普及。

老舍在北碚，對“抗敵文協”的工作也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通過團結通俗文藝作家，創作通俗文藝作品宣傳抗戰。正如老舍在通俗文藝講習班所講：“在戰爭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樣的，在抗戰中，寫小說戲曲有用，寫鼓詞小曲也有用。我的筆必須是炮，也須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筆，什么小手筆，只要有實際的功用與效果的，我就肯去學，去試作。我不應以聊鼓詞小曲而覺得有失身份。”

應該說，這個口號極大地影響了此后的中國文學走向。這里面凝聚了周恩來與老舍的心血。

《四世同堂》誕生記

1943年夏，老舍夫人胡絜青帶著3個孩子悄悄離開早已淪陷的北平，逃往重慶。11月中旬，老舍一家人在北碚團聚。

胡挈青定居北碚后，前來看望拜會她和老舍的友人絡繹不絕，言談中，胡絜青一遍遍訴說起北平淪陷后百姓經歷的苦難，以及逃亡路上的艱難驚險。老舍就細心地記下這些情節，等到收集了足夠的背景材料后，老舍決定，用兩年時間寫一部百萬字的長篇小說。

1944年元旦，老舍正式動筆，開始撰寫以淪陷時期的北平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這部鴻篇巨著描寫了中國傳統文化所形成的親和力與凝聚力，使得祁家這個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在一次次外力的打擊下未能解體，隱喻著這個國家的希望與新生，給全國人民樹立了必勝的信念和決心。

成書過程相當艱難，一方面是生活條件的惡劣，另一方面則是老舍的身體狀況很差。北碚的夏天很熱，老舍的書房又三面朝陽，就算太陽落了山，屋里也還跟蒸籠似的，墻上簡直能烤面包。老舍在屋里坐不住就到屋外去，哪曉得外面的蚊子又大又多，更讓人惱火。

隨著抗戰的進程，物價不斷飛漲，文藝界人士大都口袋空空，老舍身邊尚有家小，“一張嘴便是五六個嘴一齊來”。那段年月，他戒了煙酒茶，吃著平價米，數月不知肉味，穿著“自來舊”布做的“困難衣”，久而久之，老舍就因營養不良而患貧血癥，時常頭痛、眩暈，嚴重影響了寫作進度。

他在眩暈中完成了《四世同堂》的前兩部《惶惑》和《偷生》，同時還創作出短篇小說《火車集》《貧血集》，長篇小說《火葬》等大量文學作品，總計近兩百萬字的作品。在北碚的三年半時間，成為了老舍一生創作的巔峰時期。

左翼文人活躍的舞臺

抗戰時期，作為陪都遷建區的北碚吸引了一大批文化領域內的高級知識人士，他們整體素質較高，思想活躍，有專業，有特長，有影響，他們通過經常性的演講，大量的話劇演出，激起民眾對侵略者的憤恨，鼓舞抗戰的斗志。

在北碚活動的最大左翼作家團體當屬以“抗敵文協”研究部副主任胡風為首的“七月派”作家群，主要成員有胡風、艾青、田間、鄒荻帆、綠原、冀仿、路翎、丘東平等，其中鄒荻帆、綠原、冀仿都是復旦大學的學生，因當時胡風在復旦大學任教，他們是胡風精心扶持、傾力培養的結果。

胡風在復旦大學任教時，租住在校外兩間破舊的棚房里，他在這種艱苦的環境里廢寢忘食，繼續主辦文學刊物《七月》，并很快編成了復刊號。

在重慶復刊的《七月》，保持了它一貫的特色，一面公開發表陜甘寧邊區作家的來稿，一面刊登國統區進步作家的力作。白危的《毛澤東片段》，介紹了窯洞里的偉人；曹白的《在敵后穿行》，丁玲的《警衛團生活小景》，歌頌了八路軍和游擊隊；綠川英子的詩作《失去了的兩個蘋果》，號召日軍士兵參加反戰同盟。《七月》中還發表了一些文章，記錄日軍轟炸重慶的滔天罪行。

在抗戰時期的大后方，活躍在重慶的左翼作家群體創作出大量如《四世同堂》這樣既有反映抗戰愛國精神的作品，也有針砭時弊抨擊腐朽黑暗現實的作品，包括郭沫若的《屈原》；陽翰笙的《天國春秋》《塞上風云》；夏衍的《法西斯細菌》《芳草天涯》；丘東平的《第七連》；張天翼的《華威先生》等等。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北碚誕生的，成為了現代文學史上極受關注和研究的“北碚文化圈”現象。衛慶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