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戊戌政變前夕光緒皇帝的密詔里說了什么？

戊戌政變前夕，光緒皇帝頒發的兩道“密詔”，是研究維新運動的重要資料，也是康有為后來保皇活動的重要憑借。然而，“密詔”發布，即有人產生懷疑，和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的王照也說它是“偽作”，近年來，對“密詔”的來源、時間、內容、性質諸問題，引起了人們的注視，如臺灣黃彰健先生即有專文考核，為此，這里準備就我接觸到的各種文獻，提出一些看法。

“密詔”是怎樣露布的？刊發中又有哪些變動，這是首先要弄清的問題。

較早提到“密詔”的是1898年9月27日(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的《字林西報》，謂：“聞本月初二日，皇上曾密詔康有為作速出都，此間怨家太多，不宜久處”。

至于康有為，在旅日期間也多次談到“奉詔求救”，如《戊戌八月國變記事四首》的第三首謂：“吾君真可恃，哀痛詔頻聞。”第四首謂：“南宮慚奉詔，北闕入無軍。”康有為去世后，《康南海先生墨跡》印行，中有“密詔”兩道，但它是抄件。

如今看到的光緒皇帝“密詔”，來源不一：一是楊銳之子楊慶昶繳呈的第一詔，即《光緒大事匯編》卷九所載;二是報刊上登出的兩道“密詔”全文，如《新聞報》《字林西報》《臺灣日日新報》;三是羅惇曧之由王式通、趙熙“錄以見示”的;四是康有為、梁啟超記述的，如《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奉詔求救文》《致英國駐華公使照會》《戊戌政變記》《康南海先生墨跡》。

在這四類中，羅惇曧所錄第一詔來自楊慶昶所繳呈，文字稍異(見后)。第二詔或據報刊傳抄。至于報章所載，最早刊登的《新聞報》，前有康有為的信件，日本外務省檔案和《臺灣日日新報》也是附在康有為《奉詔求救文》之后。那么，兩道“密詔”的來源，實際是兩個：一是楊銳之子，一是康、梁。前者只有一道，后者則有兩諭。

這兩道“密詔”，第一道由楊銳之子繳呈都察院，趙炳麟據以錄入，這時慈禧、光緒剛死不久，在他的呈文中，述及手詔“令其珍藏”及楊銳“復奏大綱”經過，自有根據，趙炳麟據以錄出，當為可信。兩詔全文之用中文刊出，則最早為1898年10月19日的《新聞報》。這樣，要探索“密詔”的真偽及其演變，就得首輯趙炳麟所錄和《新聞報》刊出的“密詔”。

先論第一詔

詔文據趙炳麟所錄為：

近來朕仰窺皇太后圣意，不愿將法盡變，并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并且隨時有幾諫之事，但圣意堅定，終恐無濟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圣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這就是楊銳之子楊慶昶繳呈的第一詔。

第一次密詔的另一個來源，是據《新聞報》1898年10月19日《國事續聞》二十六所載則為：

朕維時局艱維，非變法不能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不能變法，而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幾不保，汝可與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諸同志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勝企望之至。特諭。

楊慶昶所繳“密詔”(下簡稱“楊本”)既有源由，語氣亦合;而出自康、梁的“密詔”(下簡稱“康本”)，則與之不同。主要差異是：

第一，“楊本”是“仰窺皇太后圣意，不愿將法盡變”，感到自己“權力實有未足”，希望改變舊法，“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從而頒詔，囑“妥速籌商”的，詞意婉轉，內容近實;而“康本”則一開始就從“朕維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能救中國”著眼。“楊本”只說如果“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則“朕位且不能保”;“康本”則作“今朕位幾不保”，語氣大有差別。

第二，“楊本”作“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而《康本》初刊時作“汝可與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查“密詔”交楊銳傳出，諭中“爾”應指楊銳，不應再加“楊銳”之名，下面為林旭、劉光第、譚嗣同三人，則傳諭軍機四卿，原無康有為之名。“康本”在《新聞報》初刊時，“爾”作“汝”，說是“汝可與楊銳、劉光第、譚嗣同、林旭”云云，變成“密詔”是交給康有為的了，后來且寫“汝康有為……”，把康有為的名字都寫上去了，顯然，這是中經竄改。

照此說來，“楊本”和“康本”的不同在于：“楊本”只說變法危機，囑軍機四卿想出既能“轉危為安”，又不“有拂圣意”的“良策”;而“康本”則明言“朕位幾不保”，囑“設法相救”(“設法相救”四字，即為“楊本”所無)。“楊本”的“爾”指楊銳，諭交四卿;“康本”的“汝”指康有為，后來且徑添康有為名。顯然，“楊本”是真詔，而“康本”則經改竄。后者不是一般的傳抄錯誤，而是另繕重寫;不是稍有增刪，而是改易諭意。關鍵之處是添加了“設法相救”和把“密詔”說成是寫給康有為的。

再說第二詔

至于光緒皇帝的第二次“密詔”，在《新聞報》最早刊出時作：

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出外，不可遲延。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朕有厚望焉。特諭。

第二道“密詔”是給康有為的，與第一詔之另有楊慶昶繳呈之本不同。它既乏原件，又只有康有為一個來源，無法判定“真詔”。

照此說來，兩道“密詔”，均有改竄，其關鍵之處，除表示寫給康有為外，是在“設法相救”、“出外國求救”，而第二詔之加上“國求救”三字，作為“奉詔出外國求救”的張本的。

由于康有為將“密詔”改竄，王照又稱其為“偽作”，引起了人們的懷疑，甚至懷疑光緒曾否有此詔書，而予根本否定。我認為，這還得具體分析。

第一，光緒皇帝是曾經發下兩道“密詔”的，第一通“密詔”交由楊銳帶出，宣統元年，楊銳之子繳呈都察院，說明確有其事。“密詔”首言“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明諭飭其迅速離京，“密詔”再予慰勉，合乎情理。再查《諭折匯存》：“八月初二日，召見軍機及袁世凱、成勛、周蓮、陳春瀛、林旭。”與《康南海自編年譜》“初三日早，暾谷持密詔來”，梁啟超：《南海先生詩集，明夷閣詩集》下“按語”：“第二次乃八月初二日，由四品卿銜軍機章京林旭傳出者”相合。即袁世凱在八月初三日見譚嗣同持來墨筆所書“密詔”，也說“仿佛亦上之口氣”，知“密詔”是確實有的。

第二，王照稱之為“偽作”，但他并未說沒有“密詔”。政變發生，王照和康有為、梁啟超同往日本，在他和犬養毅的筆談中，就承認有“密詔”，他說：

皇上本無與太后不兩立之心，而太后不知，諸逆賊殺軍機四卿以滅口，而太后與皇上遂終古不能復合。今雖欲表明皇上密詔之實語，而無證矣。惟袁世凱亦曾見之，而軍機之家屬亦必有能證者。然榮祿、剛毅譖皇上以擁太后，此時無人敢代皇上剖白作證，天下竟有此不白之事。

這件筆談，甚為重要，他不但說明確有“密詔”，還說“諸逆賊殺軍機四卿以滅口”。他提到的袁世凱、四卿家屬“必有能證者”也有根據。袁世凱《戊戌日記》即有記載，楊銳家屬又持以繳呈，可見王照是承認光緒發過密詔的。

康有為將第一詔改為寫給他自己，無非表示他奉有衣帶之詔，是“奉詔”，是能代表光緒旨意的;至于加上“設法相救”、“出外國求救”，又是他為政變后流亡海外、保皇復辟作輿論準備，表示他是“奉詔求救”。

康有為最早在報紙登出“密詔”時，就有了“奉詔求救”的設想。當時，他曾分函中、西各報，要求“遍告天下”。中文報中，《新聞報》說是“本館雖用華文，本系西報，故將原函不易一字，并所抄之密諭二道照錄于后”。康有為的原信是：

善長大人足下：天禍中國，際此奇變，呂、武臨朝，八月五日遂有幽廢之事，天地反復，日月失明，天下人民，同心共憤。皇上英明神武，奮發自強，一切新法次第發行，凡我臣庶，額手歡躍。偽臨朝貪淫昏亂，忌皇上之明斷，彼將不得肆其昏淫，而一二守舊奸民復環跪泣訴，請其復出(以革懷塔布之故，此事皆榮與懷贊成之者)。天地晦冥，卒致幽廢。偽詔征醫，勢將下毒。今實存亡未卜，誠人神之所共憤，天地之所不容者也。偽臨朝毒我顯后，鴆我毅后，憂憤而死我穆宗，今又幽廢我皇上，罪大惡極，莫過于此。仆與林、楊、譚、劉四君同受衣帶之詔，無徐敬業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今將密詔呈上，乞登之報中布告天下(中文報不能登，西文報亦可)。皇上上繼文宗，帝者之義，以嫡母為母，不以庶母為母，偽臨朝在同治則為生母，在皇上則先帝之遺妾。再《春秋》之義，文姜淫亂，不與莊公之念母，生母尚不能念，況以昏亂之宮妾而廢神明之天下哉！若更能將此義登之報中(中西文皆可)，遍告天下，則燕云三十六州，未必遂無一壯士也。專候近妥。弟某叩首。

信中稱慈禧為“偽臨朝”，稱幽廢光緒“罪大惡極”，提出“無徐敬業之力，只能效申包胥之哭”，表示要“奉詔”“出外國求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