務實的道光皇帝 道光年間科考考題都著眼于時政

歷史是有延續性的，今天的許多問題都在歷史上有過端倪和演變，都有自己的來龍去脈，你如果不知史還真是處理不好時務

在燈下細究古代殿試策問，作為教師研讀考題其樂悠悠，難與外人道。策問的落腳點是時政，但起問往往從歷史開始，特別是到了清代，這種以史帶今的模式已經固定下來。如清道光十八年策問問到糧儲，最后問的是今天怎樣才能“兇荒有備”，之前卻把問題追到漢代的常平倉。“漢耿壽昌筑常平倉，時稱便矣;后漢劉般謂常平倉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其故安在？”這就是把歷史上的制度擺出來讓你評論。緊接著皇帝給出了自己的史論引你進一步思考：“當境采買，固虞勒派;采自鄰封，又添運費。例價有定，糧價無常。何以使官民兩不受累而及時奉行、不至有名無實歟？”這真是大好考題。

這一年策問題中還問到前代的社倉與義倉。“社倉之法，略以義倉同。何以隋唐行之，不久便廢，至朱子而獨有成效？”這是要考生從相似中辨別，問得尖銳。不僅讓你分析歷史上的事件，還讓你分析歷史上的政論：“朱子《社倉記》，推原朝廷未改設社倉之意，試詳述之。”常平倉是官辦，義倉與社倉是民辦，各有利弊，各有委曲，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都積累了豐富的成敗經驗，道光皇帝想讓貢士們通過歷史比較擇善立論。

道光皇帝的歷史題總是問得很真切。道光十五年問及歷史上的保甲制度：“故詰奸之法，莫善于保甲。然王安石行之于宋而民不勝擾，王守仁行之于明而盜無所容，其故安在？”這大概還是想討論因時而變、因地制宜的奧妙。清朝大部分皇帝的歷史題都是像道光這樣著意于史事、史論，而乾隆還同時考及史籍，好像生怕考生們沒讀過史書原文似的。“班固之書，半資司馬，或因或改，異同得失，至為繁賾。南北史合宋、齊、梁、陳、魏、北齊、周、隋之書，亦有短長，綴譜系劃時代，何者為優？”這是乾隆五十四年的策問，這一年的考題對《春秋》以降的史書問得很細，連不同的版本都問到了。

考題中對歷史的重視見出一種擇人斷事的眼光。考生回答現實問題、提出時事對策不能空口說白話，不能僅憑個人的感受張口就來，你必須得通曉歷史，不讀史則無以言。這里面包含著一種理念：不知古的人不可能真正知今。歷史是有延續性的，今天的許多問題都在歷史上有過端倪和演變，都有自己的來龍去脈，你如果不知史還真是處理不好時務。許多重要制度都有持續不斷的沿革，今天也許其名稱變了但其實事還在，你不了解歷史就只能是被動沿用，并不自覺。而不自覺其實是相當危險的，你會不知道你手中的制度到底意義何在、訣竅何在，你會在不經意間改動最不能改動的關鍵環節從而使制度殘廢、帶來災難，你也不可能對制度作合理變革以使其適應變化。清代的皇帝在這一點上相當清醒，他們要求未來的執政精英必須熟讀歷史。

重視歷史還有一個淺顯的原因，那就是歷史上的事情都是發生過的，都已經有了分曉、見了成敗，你大可對比、推敲。今天的事情往往與歷史有諸多相似，或者事殊理同，或者干脆就連事情都相同，有時史書讀下來真覺嚇人得很。飽讀史書才可以在復雜的情況中有決斷，才會心里有底。“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大概只有“掌上千秋史”，才會“胸中百萬兵”。

其實我真正想說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古代政治教育的框架。科舉是對教育的收獲，考試是對教育的反映。乾隆五十四年的策問對清朝的科舉有概括：“今制四書以正其途，五經以博其趣，八韻以覘其才，五策以徵其實，立法善矣。”殿試策問乃是對會試“五策”的深化。而科舉中所有的“策”又都以歷史為基礎。與這種科舉考試相對應，當時的政治教育把“史”與“經”并列。道光十六年的策問將其中的奧妙一語道破：“文學多端，首重經史。”道光皇帝在題中勉勵士子：“多士治經學史，先器識而后文藝，所以裨朕治理者也。”能通“經”知“史”才是有用之材。

如果要勉強定義，可以說“經”是意識形態，“史”是政治經驗。“經”指向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的“心法”，意在確立信仰;“史”指向治國、平天下的“治法”，意在培養能力。實際上讀史也能開闊胸懷、提升境界，增強對國家的忠誠，大有助于“心法”。而且經中有史，史中見經，心法是治法的精神源泉，治法是心法的實踐與實現，最高境界是二者的融合。古代對官員的政治教育如此并重意識形態與歷史，讀史至此不禁怦然心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