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族文化 漢族的學術思想與理學精神

西方學者曾將宋明理學稱為新儒學，有其道理。跟元典儒學和漢唐經學儒學相對照，宋明理學確有新的特點，新的精神。宋明理學新儒學之新，是通過一系列活的、有重要文化歷史價值的學術精神充分而生動地開顯出來的。宋明理學的精神，亦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整體體現。朱熹思想無疑是這種民族精神的體現，也是當時時代精神的精華。

其一，求理精神。宋明理學，特別是程朱理學，具有理性主義的特性。宋明理學最切近的學術目標，是要“格物窮理”。這個理既是形上學本體，是普遍的存有根據，也是最深層的價值源泉。程朱理學是一種尋根究底的理性主義哲學，求理精神是其最基本的學術精神。這種求理精神是宋明時期社會文化思潮和民族時代精神的顯著標志。它體現了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生存方式和文化核心，以及由這種生存方式和文化核心所轉化的自覺生存智慧和價值觀念。在朱熹的思想觀念中，理是事物之“所以然”和行為之“所當然”的和合體，是先驗的價值原則和經驗的條理秩序的統攝融貫。對此理的“格致”和窮究，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在理性原則的指導下從事德行實踐，通過道德主體的自覺操持，實現萬物存有的價值及人生的意義。

其二，主體精神。她是以中華民族現實生存為根基的文化群體主體精神。她強調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關心的是文化“道統”的生生不息，向往的是“廓然大公”、人人圣賢的至德之境。理學家借助理欲、心性、理氣等對偶范疇的精致辨析，將人的道德存在、倫理特性和價值尊嚴提升到了宇宙本體的形上學高度，視人為天地萬物的價值主體，抽象地證實了“天地之性人為貴”的儒學信念。朱熹以天下為己任，以天地為己心的情懷，正是理學文化主體精神的體現。

其三，憂患精神。程朱的憂患精神是指人處于憂患境遇時，對人性的偉大與尊嚴以及人之所以為人的存在意義與價值的深刻體驗，并力爭通過人自身的生命力量超越憂患境遇，達到真善美高度和合的文化心態。宋初面對唐末五代的情境，道德文化與學術思想的當務之急，是重新建構社會理想和人格理想，重新確立儒家倫理規范和道德原則。

朱熹懷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憂患意識，積極參加社會政治經濟改革。“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無限責任意識與使命意識，以及由自我心靈發出的無限的愛人及物、由己及人的悲愿，同時對于未來社會亦充滿憂患，從而把自我美好愿望提升為現實的社會理想。

其四，力行精神。朱熹既強調知的先行性，主張“知先行后”，又重視行的重要性，堅持“行重知輕”。只要沿著“格物窮理”的格致路線走下去，就必定能達到知行一如的德行境地。但隨著程朱理學的官方化，理學末流視理學為獵取功名利祿的工具，便失卻了“格物窮理”的力行精神。

其五，求實精神。程朱理學出入佛老，既吸收佛道思想精華，而又批判佛教之空與道教之虛、老莊之無為其學術宗旨。朱熹曾反復申明：“釋氏虛，吾儒實”。

程朱理學有其談論心性，辨析義理，旨在重建社會道德價值理想和倫理生活秩序，因而是有現實針對性的實學，是有邏輯概括性的實理的一面。不僅“實理”范疇是由程朱等首先闡明的，而且“實學”這一概念的理論含義，也是由程朱等反復倡導的。

其六，道德精神。重倫理，尚德行，是程朱理學道德精神的重要特征。在功利與理想、利益與公德、公與私的沖突中，拔高理想、道德和公的地位，主張以公滅私，以理統欲。他們將儒家仁、義、禮、智、信等道德規范抽象化、本體化，使其成為“顛撲不破”的價值原則;同時，又依據這些理想化的原則處理實際的人倫關系，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欲”的修養準則。

這一主張，有禁欲色彩。但若將其視為完全禁欲主義而加以否定，又過于偏頗。這里需要弄清：理欲之間怎樣劃界？存理滅欲的實際所指為何？朱熹曾以飲食之道為例，說明理欲分際：“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可見其并不一概否定飲食男女之類的人生基本需要，存理滅欲的實際所指是奢侈無度的少數官吏，然而，歷史的發展往往出現事與愿違的背反。理欲之辯的初衷是想規諫統治者，使統治者心術端正，以利于社會和諧和道德教化。但事實卻是統治者順手接過來，使理欲之辯由道德修養性的圣賢功夫轉化成了政治奴役性的殘殺工具。

其七，開放精神。朱熹哲學不僅敞開心胸，吸收儒、釋、道各家之長，為我所用。如佛老思想中有價值的理論學說，思維方法和邏輯結構圖式，表現出極大的兼容心態和開放精神。他既能“綜羅百代”之學術，若無開放精神是根本不能“綜羅”的。正因為他有開放精神，所以能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

隨著歷史的發展，朱熹思想所賴以產生的時代背景業已消失，其具體學術主張和思想觀點也多失去了原有的意義和價值。但是蘊涵在這一思想中的求理、求實、主體、憂患、力行、道德、開放等活生生的學術精神，仍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民族文化的傳統之中，生長在民族心理的結構之上。

朱熹道學和宋明理學所體現的這些精神，若與中國現實國情及世界發展趨勢相結合，對其進行體認和創新，是意義深遠的學術文化使命。